编者按

本版刊登的文字，摘自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的《论中国》一书的第八章《走向和解》，作者为美国前国务卿，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亨利·基辛格，译者为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主标题为编者所加。

内容简介

是美国前国务卿、“政坛常青树”亨利·基辛格唯一一部中国问题专著。他以一位资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特别是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以及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等重大外交事件来龙去脉的深度解读。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基辛格博士还在书中记录了自己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记录稿（编：1970年10月，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进行的一次谈话）一定在北京高层领导人手中传阅过，而在华盛顿则无人问津。中方曾要求斯诺推迟发表访谈记录，让中国能确定正式行动方案，但毛泽东决定大刀阔斧地砍掉通过第三方沟通的繁文缛节，直接与美国**最高领导人联系。1970年12月8日，周恩来请人向我在白宫的办公室送来一封信。巴基斯坦大使援用了上几个世纪的外交惯例，从伊斯兰堡带来了一封手写的信函。这封来自北京的信函正式确认中方收到了通过中间人传递的来往信函，还提到尼克松几个星期前对造访白宫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美国在跟苏联的谈判中不会参与对中国的围攻，并会派出一位使节到一个对双方都相宜的地点，安排与中国进行高级别接触。

以前的信函周恩来没有作答，但这一次作了答复。他说这是因为由一个国家首脑通过第三方国家首脑向另一个国家首脑传递信息还是第一次。他强调说他的答复是得到毛泽东及其当时的既定接班人林彪的同意的。周恩来请一位特使到北京去讨论“美国撤出已占领了15年的中国领土台湾”。

这封信写得非常巧妙。周恩来到底想要讨论什么？是讨论台湾回归中国，还是要讨论驻台美军的问题？信中没有提到互助条约。且不管信中是什么意思，这是20年来北京方面在台湾问题上最温和的论调。它是仅针对美国在台驻军吗（其中多数是越战的后备军），还是暗指有更多方面的要求？无论怎样，讨论台湾问题已经有一个平台了。把遭口诛笔伐的“垄断资本家”的代表请到北京应该有更深远的目的，一定是牵涉到中国的安全问题。

白宫决定不明确定下直接联系方式。我们在答复中说，原则上接受指定一位使节，但指出他的任务是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的各种问题”。换言之，美方使节不会同意把议程仅限于台湾问题。

周恩来怕巴基斯坦渠道失效，所以还请了罗马尼亚传达同样的信息。不知为什么，罗马尼亚转达的信息1月份才到，比巴基斯坦晚了一个多月。这封信也是经毛泽东和林彪审阅的。信中说台湾是中美间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还加了些全新的内容：既然尼克松总统已经访问过两个**国家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过去的10年半以来军事冲突接连不断，而现在台湾却被说成是中美间唯一的问题，这一点意味深长。这就是说，越南问题不是中美讲和的障碍。

我们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作了答复。我们接受指派使节的原则，但对访问北京的邀请不置可否。在双方接触这么早的阶段就同意总统访问似乎太牵强了，而且风险也太大。为避免造成混乱，我们采用了给巴基斯坦那封信中同样的措辞，说明我们认为应讨论什么样的议程，说美国愿意讨论双方关心的所有问题，包括台湾问题。

周恩来在10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11月会见了罗马尼亚副总理。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是在10月初。相隔仅几个星期中方就传来了信件，这就说明外交活动已超过了战术阶段，最终的解决方案正在策划之中。

可是3个月过去了，中方还迟迟没有回音，这令我们意外，也使我们颇感不安。也许是因为在美国空中火力的掩护下，南越通过老挝南部向胡志明小道发动了进攻，而胡志明小道是北越在南方的主要补给线。毛泽东似乎认为反战示威运动可能引起美国革命，因此举棋不定。另一种可能是，北京方面希望此时进展的速度不要太快，以表示他们不在乎战术考虑；中方不能表露出急于谈判，更不能显得软弱。更大的可能是，毛泽东需要时间争取国内更大的支持。

直到4月初我们才收到中方的回复。中方撇开了我们已建立的所有渠道，另选了一个方法。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愿与美国改善关系，但不会被动地依赖美国**的行动。

民间传说中的“乒乓外交”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一个国际锦标赛，这是“文革”以来第一次有中国运动员赴国外参赛。据近年来一些材料披露，中国领导人曾就中美乒乓球队相遇后怎么办一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中国外交部起初建议不参加比赛，或至少对美国队员不予理睬。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想了整整两天。两天后，毛泽东夜里又犯了失眠，服了安眠药后，迷迷糊糊地“伏案”而睡。突然，他发话说叫人给外交部打电话，“请美国队访问中国”。

中国运动员便奉命借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1971年4月14日，这些年轻的美国人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兴奋不已。绝大多数外国驻华大使都还未曾有过如此殊荣。

周恩来总理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翻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多数人民的支持。”运动员们听到自己居然被推入了高层外交轨道，惊得张口结舌。周恩来打破沉寂说：“不是吗？”他这句话引起了一阵掌声。

一如他们往常的外交活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一招儿一箭多雕。一方面，乒乓外交答复了1月份美国的信函，把此前最保密的外交活动用公开形式作了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确是一个保证，但同时也是一个警告：若秘密渠道遭挫，中国可能采取行动，发起一场群众运动——今天可称之为“民间外交”，就像河内作的宣传一样，呼吁美国社会上日益壮大的示威运动反对**又一次“失去了和平机会”。

周恩来很快就表示，他还是认为外交渠道更为可取。4月29日，巴基斯坦大使又递交了来自北京的手写信函，落款是4月21日。信中说道，沉默了这么久是“当时的局势”造成的，不过没有解释指的是国内还是国际局势。周恩来重申愿接受一位特使，他还点名要我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担任，或甚至“美国总统本人”。作为恢复两国关系的一个条件，周恩来只提出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这是到目前为止争议最小的问题——而对归还台湾只字不提。

这时，此前一系列外交活动的保密做法几乎已经断送了整个谈判的前程。之前任何阶段中跟北京的交往若是如此保密，也会半途夭折的。尼克松曾宣布与北京联系的渠道只限于白宫，周恩来12月和1月的两次来函都未告知其他任何部门。因此，在4月28日的一个公开通报会上，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宣称，美国对台湾主权的立场“未决，尚待将来在国际上加以解决”。国务卿在伦敦参加了一个外交会议后，次日在电视上出现时，对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发表了评论，说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不是认真的”。他还说中国外交政策是“扩张政策”，“病态多疑”；谈判要取得进展，尼克松要能访华，中国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回归国际大家庭，履行“国际法准则”。

后来是中方的一项策略让两国恢复谈判的进程得以继续推进。中方谴责台湾问题未决的提法是“谎言”，是美国**发言人“对中国人民事务的粗暴干涉”，但同时又说美国乒乓球队的访问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新发展。

5月10日，我们接受了周恩来对尼克松的邀请，但重申议程必须包括多项问题。我们在信中写道：“在会晤中，各方都应有权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任何问题。”为了给双方首脑会晤做好筹备工作，总统提出我应以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身份，代表他先与周恩来进行一次初步密谈。我们建议了一个具体日期。定这个日期倒不是出于重要的政策考虑，而只是因为春末夏初内阁和白宫有一系列出访活动，要等总统专机没有其他安排方能成行。

6月2日我们收到了中方的回复。周恩来说他“欣然”向毛泽东汇报了尼克松已接受中方的邀请，还说他欢迎我去北京就我们建议的访问日期进行初步讨论。信中未提及林彪，但这一点当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年之内，中美外交从不可调和的冲突状态进入了总统使节去北京为总统访华筹备的阶段，其间双方避开了20年来的敌对宣传，聚焦于最重大的战略目标，即开展地缘政治对话，重塑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尼克松若是采纳了职业外交人员的咨询意见，就会利用中方的邀请拿出原先的议程，加快审议，以作为高级别会谈的条件。这样做，不光会被认为是一种拒绝，而且整个中美加紧接触的过程都会因为两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压力而功败垂成。尼克松对刚出现的中美和解的贡献倒不在于他认识到这么做是多么美好，而在于他提供了一个观念基础，让中方的思路能与之产生共鸣。尼克松认为，对华开放是他宏大战略规划的第一部分，而不是各自罗列对方过错的机会。

中国领导人的做法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认为呼吁重返现有的国际秩序毫无意义。他们并未参与建立现有的国际体系，因此这个体系与中国无关。他们从不认为中国的安全要扎根于主权国家的什么法律协定。至今美国人还常常把对华开放看成是建立永恒不变的友谊，但中国领导人从小就学到这么一个观念：一切事情都是变化无常的。

周恩来写到重建中美人民友谊时，描述了为建立新的国际平衡所必需的一种态度，而并没有提两国人民关系的最终状态是什么样的。在中方的文件中，几乎找不到美国人视之为神圣的国际法律秩序的说法。他们所寻求的是让中国能通过互斗共存而打造安全和进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战斗意志和共存的概念同样重要。美国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就是迈进了这样一个世界。

亨利·基辛格

哈佛大学博士、教授，美国前国务卿，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被称为“美国政坛常青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为中美建交开启了大门，为中美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深入的交往。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主要著作有《大外交》、《白宫岁月》、《复兴年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