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遗体捐献

去日本旅游，同行的老陈曾在南昌医学院工作，是人体解剖教研室的主任。说起人体解剖，他津津乐道，而我却是第一次听到。每三个月，校内刊物《医学动态》上，都要刊登一些相关的遗体捐献的话题，有人捐献遗体，学校都要派专人去家属家到访，送上证书和慰问品。读过医的人都知道，在上解剖课时缺少的就是实体解剖，一旦有实体解剖，解剖室都会挤满了人，学生都会听得非常仔细、认真。因为他们知道，毕业后在科研或开展新手术前要做一些尸体解剖就更难了。而这方面，日本做得很出色，老陈曾去日本医科大学进修过，学的正是遗体解剖。

日本的医学生在上第一堂解剖课时，都自愿地带上一束菊花，在老师的带领下，到校园里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去献花。每次上课前都要向遗体默哀，深深地鞠三躬，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值日生每次都要在解剖室内献体者的牌位前倒上一杯水，插上一束菊花。每天下课前都要把解剖下来的器官回放到遗体的原来部位，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是怀着对死者的崇敬心情来教学这门课程。一学年结束前，还要把解剖下来的肌肉、皮肤、器官都缝合到遗体上去，然后举行装棺仪式，由教授和学生代表护送到殡仪馆火化，并将骨灰由部长（系主任）亲手交还给家属。献遗体者的名字则镌刻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墓室的玻璃墙上，供人祭奠。

在日本，各个医学院校都有一个遗体捐献志愿者协会，日本人习惯用菊花表示哀思，一般都取名为某某菊会。大阪大学叫白菊会，有一万多志愿者参加，设有一个常务机构，当会员死亡时接受家属的报告，并通知解剖教研室，而这个环节是在一年365天24小时保持畅通。教研室的教授、副教授轮流值班，在教授们的更衣柜里，总是挂着一套黑色的西服，一旦接到通知就要立即穿上丧服赶赴死者所在地，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并转交学校给每位遗体捐献者三万日元的香烛费，和一份借用遗体的协议，然后把遗体接回学校。

日本相信宗教的人很多，而在白菊会里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但是在遗体捐献工作的操作流程上，比较全面地顾及到了不同信仰的人群。因此能够聚集起比较多的会员，来满足一年几十具遗体的教学需求。医学教授大多是遗体捐献自愿者，因为他们的今天得益于昨天的捐献志愿者，而为了医学的明天他们觉得应该这样做。

老陈说，我想如果国内的解剖教研室能够开放一些，多做一些科普宣传，制定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和规范的操作流程，也许我们医学院校的学生，就不必像他们当年那样捧着标本瓶学解剖了。我们的手术医生们也能设计出更完美的手术方案，造福于人类。

老陈还想我讲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济南有一个叫山崎宏日本老兵，留下遗嘱，死后将遗体捐献给济南红十字协会，供医学解剖用。山崎宏“七七事变”后作为一名军医来到中国，他并不认同这场战争，半年后做了逃兵，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几经转辗到了济南，并定居下来，娶妻安家。他开了一家诊所，他说过，他将尽力工作，死后也将遗体捐献出来，向中国人民谢罪。他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字，“大道无门”，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写给山崎宏的。这句话还有半句，“千差有路”，意思是说：大路反而走不通，小路反而有路可行。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独步天下了。山崎宏的女儿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把自己彻底留在了中国。

日本之行，多了一个想法，人总有走了的那天，能捐献遗体，也是一种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