蕙 子 

   常州城里，居住着我的一位朋友，她的名字叫蕙子。

   1980年冬天，我去南方出差，返京时乘坐的是上海至北京的火车。我的对面坐着一位十七八岁穿紫色褂子的女孩。她圆圆的脸，弯弯的眉，一双眼睛像两颗又黑又亮的葡萄。尤其是那个微微翘起的鼻子，总是沁出一层密密的汗珠，显得稚气和诱人。这会儿，她捧着一本英文的林格风教材在那念，声音小得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我起身时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脚，几乎同时，我们都习惯地说了声“sorry”，并随即相视一笑。她告诉我她叫蕙子，是外语学校的学生，去北京看望她的舅舅。她的父亲是省里的一位局级干部，“文革”中去了一个叫不出名字、也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农场，一去竟是三年。后来母亲也去了干校，半年才回一趟家，她只好每天拿着碗到大院里的机关食堂排队买饭。学校停课了，后来又复课。母亲回家，便有如一个美丽的节日，而节日总是短暂的。现在她父亲已官复原职。她讲得眉飞色舞，我在想，她那样小的年纪，却有了那么多的坎坷。分手时，我把地址留给她，欢迎她来我家做客。

   那夜，我在灯下读书，周围一点嘈杂也没有，只有落雪的声音。有人笃笃敲门，声音很轻。开门看是蕙子，她只穿件单衣，头发蓬乱，缩在墙角瑟瑟发抖。蕙子告诉我她没有找到舅舅，钱包却让人偷了，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我赶紧端出饭来，感觉到她饥肠辘辘的声音，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让人想起书中“老饕”这个词。蕙子说她真的做了几天“卖火柴的女孩”，肆虐的北风几乎要吹尽她身上的全部热量。她用两分钱买了盒火柴，那一丝闪烁的火柴光晕在眼前跳跃，仿佛带来了缕缕暖意。我把母亲的一件新棉衣送给她，又给了她84元钱，这是我两个月的工资。我劝蕙子赶紧回家，否则她母亲会着急的。

   谁知第二天母亲告诉我，蕙子白天又来了，拿了封“母病速归”的电报，说我让她来家里取200元钱。当然，母亲没有给她钱。

   我找到蕙子住的旅社，服务员告诉我：蕙子是个骗子，她说能买到军装，结果骗走了许多人的钱，最后让人把衣服都扒去。昨天她收到封电报，现在或许还在火车站。我赶到车站，在站台上找到蕙子，她手里还捏着那封电报。我把200元钱塞给她，说：“你只有17岁，今后的路还很多，千万不要做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蕙子哭 了，哭得非常伤心。

   一直到等蕙子的信，一直也不见来。难道她还在继续骗人，抑或已经把我忘记？但愿只是把我忘记。那年我曾出差去常州，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推开客居的小窗，南方特有的湿润馨香扑面而来，我对自己说：去看蕙子吧。正如她所描述的，弯过一汪碧水，走过那梧桐树冠覆盖的小巷，我找到了红旗路20号。不过那是一个单位的仓库。我在门口张望了几下，还是没有进去（其实蕙子的家就住在里面）。我想那个地址一定是假的，不要自讨没趣。

   又过了很多日子，蕙子终于来信了，还寄来了那284块钱。信上说：“她母亲病好了，她也进了一家柴油机厂。其实她的真名叫包兰，蕙子是用来骗人的名字。她的父亲也不是什么大干部，而是一个二流子，很早的时候扔下母亲浪迹天涯去了。那284元钱不仅救了她母亲，也救了她自己，她现在已经是先进生产者了。

   我马上写信给蕙子，向她祝贺，还希望叫她“蕙子“，那个名字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以后，我调换了许多次工作，蕙子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不论我们怎样地变化，书信总是依然如故地沟通着南方和北方。每到岁末，我都会寄张贺卡给蕙子，贺卡是紫色的，还打了一个漂亮的花结，那是我精意挑选的。

   记得那年的夏天很热，立秋的时候收到蕙子的一封信，她说我去了你住的城市，一个星期里，我曾两次去过你家，可惜你家一直锁着门。你家院墙的篱笆上开了一朵牵牛花，我把它摘走了。小时候总企盼能听到它呜里呜里的演奏，童年的希望多么像天上的小星星……

   跟我一样，蕙子来了，又走了。读信的片刻，有种说不清的忧伤与轻松从心头掠过。人有时挺怪，和某人相处十年八年可能仍然觉得陌生，和某人邂逅途中却成了莫逆之交。不用说，蕙子永远是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