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信封

 “文革”开始时，父亲被揪出来，罪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久被送到河北固安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很快父亲来信了，信封是用水泥包装袋糊的。他在信中告诉母亲，信封拆开后还可以继续使用。他还在信封的背面写上一段毛主席语录：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我们的战争和革命事业。母亲每次读完信，先要将信封轻轻捏揉一阵，再小心翼翼地用小刀挑开边缝，直至将信封完整无损地拆开。有一次父亲过生日，母亲特地用了一个新信封，父亲还在来信中狠狠批评了她。那时父亲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他不得不把烟戒了。那些年，每个月初都像过年一样，因为那天家里能吃到一次肉皮，当然干这种“丢脸”的事情都是我的小弟。每次他都在副食店的肉摊前等着，肉皮积攒多了，他就买下来。卖肉的是位中年妇女，觉着小弟可怜，常常会捎带着切上一块肥肉。

1969年秋天，我去了北大荒一个叫伏尔基河的小农场。走的那天，母亲正在洗衣服，我对她说：“我走了。”她抬头看看我，没说话，只是轻轻“嗯”了一声，低头继续洗衣服。听弟说，那天晚饭母亲依旧给我摆了碗筷，问两个弟弟：“你哥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吃饭？”不久母亲来信了，告诉我父亲埋怨了她，没有去车站送行，她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在北大荒，父亲每次给我来信，我都要先交到队部，然后再拿回宿舍。同样，给父亲回信，也要先送到队部。那时，我已经能熟练地拆旧信封了。有一次父亲病了，我不能去看他，泪水落在信封上，我怕父亲看到泪痕后难过，就在上面画了一只和平鸽，一下子觉得它更像件艺术品，对父亲的思念都凝结在了小小的信封上。

1976年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平反，我回北京看他，分手时，他送给我一摞新信封，告诉我这回可以自由自在地写信了。父亲恢复了原职，补发了工资，家里的条件也好了，但我仍习惯于用旧信封，似乎这样才更具有人文的味道。后来才知道，许多著名作家、学者偏偏放着现成的信封不用，而喜欢用旧信封，这恐怕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原因吧？

返城后，我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少不了给作者和读者朋友写信，来来往往使用的都是旧信封，朋友并不介意。有时给报社投稿，也使用的是旧信封，这样寄去的稿件，丝毫不影响编辑的取舍眼光。

实行邮政编码和标准信封后，旧信封也寿终正寝，但我仍不时回忆起利用旧信封的那些往事，那里头毕竟有一些闪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