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孟大夫

李洪洲

红双喜高级顾问，曾任职于上海文教体育用品总公司。

有这样一位老人，当年红双喜每年生产多少乒乓球，由他说了算，他就是红双喜老领导，当年在上海文教用品公司主管生产计划的李洪洲。李老现在已经90多岁了，但是谈起二三十年前与红双喜乒乓球有关的工作往事，他仍然感慨良多。

生产计划归我管

“严格来说，我不是红双喜的人。”采访一开始，李老先对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解释说，自己原来是上海文教用品公司的，那时是20世纪70年代末，红双喜只是个乒乓球厂，是属于文教公司下面的一个工厂，“我当年和红双喜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但是红双喜的生产计划确实归我管”。

李洪洲回忆说，那时文教公司有四个大行业，包括文教、纸制品、乐器和体育用品，乒乓球属于体育行业的。“原来的红双喜概念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工厂的划分比较细致，乒乓球厂只负责生产乒乓球，甚至连乒乓球拍都不生产。现在红双喜是个大集团，不但乒乓球、拍、网、台等产品都包括了，甚至还有了其他产品，规模已经远超当年。”

那时李洪洲在文教用品公司是管生产计划的，公司下面的上海乒乓球厂每年要生产多少乒乓球，都由他所在的部门来规划，从1978年到1990年退休，这十多年他都在负责规划乒乓球的年产量。“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什么东西都是要靠计划的，一年要生产多少乒乓球，工厂的原材料、生产的品种和数量等，都要经过计划部门规划平衡，这些工作都是我那时做的，所以和红双喜联系很多。”

李洪洲说，那时的商业系统分为两个：一个是外贸，一个是内贸，两个系统的公司分别和文教用品公司衔接，沟通年度生产计划。“我们再根据这个计划，结合工厂的生产能力，看看能不能完成产量，如果不能就得重新制订计划。”李老说，“那时工厂按照计划来生产，商业部门按照计划来收购，内贸的乒乓球要给负责内贸的百货公司，外贸的乒乓球要给负责外贸的进出口公司，生产部门是没有销售权的。”

在李洪洲的印象里，那时乒乓球的生产要受到多重因素限制，需要克服多重困难。“比如说，生产乒乓球需要的一种原料是硝化棉，我记得当时是四川的工厂生产的。那时国家的硝化棉产量也是有一定数量的，而且要统筹平衡各地的需求，不可能光提供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上报需要多少原材料，得到批复后再转给工厂，然后工厂才能开工。”

生产原料是一方面，生产方式也比较落后。“那时是硝化棉先加工成赛璐珞片，再把大片的赛璐珞片裁成需要的小片，然后把两片小的赛璐珞片压成一个碗，两个碗再胶合在一起，再手工刮边，那些程序太麻烦了。”李老说，由于工艺水平的限制，那时生产三星级乒乓球的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七八，“乒乓球当时分不同的星级，最高的三星级球需求量最大，但是产量最低，因为合格率不到10%嘛，生产100个球只有不到10个是三星级的”。

红双喜人有荣誉感

尽管面临诸多客观困难，但是李洪洲说，那时的红双喜人就特别有攻坚克难的精神，并且非常有国家荣誉感。“红双喜乒乓球厂是和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队的要求是什么，工厂的生产都是紧紧跟上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完成任务。”那时国家队对于乒乓球的质量要求很高，例如圆度、厚薄度等方面，要求都细致到严苛的程度。李洪洲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国家队员对于乒乓球的感知能力特别强，“像徐寅生，只要用手捏一捏，就知道一只乒乓球的准确硬度，也怪不得他打球那么好”。

那时的红双喜乒乓球，不但要满足国家队和普通体育爱好者的需求，还肩负着出口赚外汇的任务。李洪洲说，当时红双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和日本厂家的竞争。“当时国家需要外汇，我们的乒乓球要想卖到国际上去赚外汇，就要和日本厂家竞争。那时日本厂家生产的乒乓球质量好，虽然价格也高，但是在国际上销路好，这就给我们出了难题。”当然，困难难不倒红双喜人，随着生产技术的逐渐提高，红双喜乒乓球也逐渐打开国际市场。李老说，那时的乒乓球厂生产计划也是向外贸倾斜，“外贸的订单尽量满足，因为要为国家赚外汇嘛，平衡生产计划时首先要保证出口”。

在李洪洲看来，红双喜从一个小工厂发展成现在国际品牌叫得响的大集团公司，是有其内在原因的。“首先，红双喜在发展中，三代带头人都找准了。”李老说，从第一代的陈德凤到第二代的黄勇武再到现在第三代的楼世和，红双喜三代带头人都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并且肯努力。“红双喜几十年蒸蒸日上长盛不衰，三代带头人是关键。光是一代好的带头人是不够的，是三代人的努力才打造了红双喜这个品牌。”

除了找准带头人，红双喜从头到尾都找准了服务对象，这也是这个品牌能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这个服务对象，一个是国家队、专业队，一个就是广大体育爱好者。两者要求不一样，但红双喜都是一心一意服务，这才有了现在的发展壮大。”李洪洲说，“另外，红双喜能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改进自己的生产方式，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最终让自己的企业标准成为乒乓球的世界标准。这是红双喜的自豪，是上海的自豪，也是中国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