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孟大夫

本文作者:纪东，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少将警衔。1968年8月奉调担任周恩来总理秘书直至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著有书籍《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和《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

我曾问过总理，在学生时代的各种球类运动里，他喜受哪种？总理说喜欢排球。但他对乒乓球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所有体育项目里，他对乒乓球最熟悉、也最喜爱。总理对那些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们也很熟悉，不但叫得上名字，就连每个人的打法、特点也都有一些了解。

打乒乓球是难得的休息方式

周总理的乒乓球之缘，还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据考证，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中国**的军队稳固地占据了陕北作为根据地，乒乓球运动在这时也传入这个地方。战士们在领袖们的住地垒起几张球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便在办公之余，利用休息时间挥动球拍，调节一下疲劳的神经，活跃一下紧张的战斗生活。

总理本来就有一些打乒乓球的技术基础。1939年，他在延安骑马摔伤了右臂，从此以后，他便有意识地多打乒乓球，以调理和锻炼右臂功能。

1952年8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冒雨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运动大会。

“文革”时期，总理已经年过古稀，工作也更加繁忙。别的活动，诸如参加舞会，欣赏京剧等都停止了，打乒乓球就成了一种难得的休息方式。为了锻炼身体，他还自己编了一套保健操，只要没有急事，起床后就在盥洗室做几下操，活动活动筋骨。总理在家办公时，偶尔也到院里散散步，但他最喜爱的还是打乒乓球。即使1972年生病后，还时常打上一会儿，直到住院。

在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隔壁，摆放着一张乒乓球台。这张球台是原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特意送来的。据老同志告诉我，那还是在六十年代初，西花厅本来有一张自制的乒乓球台，既不标准，也不结实，稍一碰，就摇晃。一天，秘书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周总理在重庆**代表团工作时的老部下、时任国家体育委员会副主任的荣高棠，便对他说：“总理爱打乒乓球，工作疲劳的时候，我们陪他打一会儿球，让他活动活动。你们体委用过的旧球台很多，拿一张来放在西花厅吧。”荣高棠满口答应，第二天就给总理办公室送来了一张标准乒乓球台。总理发现以后，有些生气，并表示一定要给体委付钱，荣高棠则无论如何不肯收钱。最后还是秘书们想了一个办法，说这张球台是从国家体委暂借的。就这样，球台留了下来，直到现在还放在西花厅。

总理打球时的真性情

西花厅的卫士、秘书、医生、护士几乎都陪总理打过球。我第一次陪总理打球很拘谨。后来逐渐地放松了，并有意识地把动作放大，摆出姿势来。所以，总理夸奖我说：“小纪是打姿势球的。”我这样做，老人家很开心。

总理的右臂有伤，伸不直，在球台上不能左右兼顾，所以我们陪他打球，实际上就是给他“喂球”。我们往往向他正手偏中的位置送球。总理是横拍、直拍轮着打。开始，总理爱用横拍，他称之为“大刀”，推挡、削球、抽球，这些技术他都会一些，最擅长的还是吊球。总理吊球角度大，有些刁钻，猛然来那么一下，还真难接。有时我抢得先机，也吊他一下，他会猛然抽一下回敬过来。如果我们照顾他，总给他容易的球，他会不高兴，甚至埋怨：“这球太平了！”总理很会捕捉机会，如果送上去的球恰到好处，他会有力地抽上一拍，或者大角度吊一下，让你失分，这时，他便孩子般地得意，高兴地叫起来:“哈哈，你输了！”我和总理打球时，有时穿布鞋，木地板上鞋底很滑，有一次接总理的吊球，不慎摔了个“屁股墩儿”，总理见状，哈哈大笑，当时大姐和在场的人也大笑起来。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看到总理开心，我也蛮开心的。

1969年在玉泉山，是我陪总理打球最多的时候。那时中苏关系紧张，全国备战，总理临时住在玉泉山，但各种会议和外事活动还是在城内进行，所以来回奔波，有时住西花厅，有时住玉泉山。那时路窄，从城里到玉泉山的路况也不好，走一趟大约半个多小时，最多时40分钟。总理从城里出发，警卫就给玉泉山上的值班室打电话，一是请大师傅起来做饭；二是告诉我们总理回来时，准备开楼的大门和准备送批的文件。

每次我去开门，总理都让我陪他去乒乓球室打球。总理太累了，有两次深夜从城里回来，在我开车门扶他下车时，他顺势把左胳膊搭在我的右肩上，我用左臂搂着他的腰部，搀扶着他，慢慢地往乒乓球房走。老人家真是没劲儿了，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很勉强。他靠在我的身上，我们一步一步地向乒乓球室走，这三十来米的距离，我们走得很慢很慢，我尽量让老人家身体的重量往我身上倾斜……当然，这也因为到自己的家了，又是我这个西花厅最年轻的小伙子来扶他，不然，他是宁肯强打精神硬撑着，也不会这样让人搀着走的。

到了乒乓球房，他打起精神，玩了几下，驱赶了疲劳，然后又去办公室批阅文件。不是眼见亲历，谁能想到那么神采奕奕，那么风度翩翩的总理能累成这个样子，能累到这种程度！直到现在，每当我向朋友谈起这个情节，仍然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潸然泪下。

总理对世乒赛的关心

说起总理和乒乓球，还有许多事情可讲。中国乒乓健儿参加31届世乒赛时，就有好几个故事。

这届世乒赛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从“文革”开始到1971年，我国已经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男女队的技术水平也下降了，能不能再创往日的辉煌，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总理也关注着这件事。体委的每一期训练简报，他都仔细阅读，有时还做出批示。记得他在一期简报上批道：“唐诚、赵正洪两同志并转乒乓球男女队员同志们：今晚读文件，读了以后，知你们已开始准备，……你们不应有包袱，学好了，练好了就会轻装上阵。祝你们双丰收。”临近出国时，总理在大会堂接见了全体队员，既提出了要求，又给予了鼓励。

世乒赛开始后，总理虽然很忙，仍然每天过问比赛情况。体委送来的比赛秩序册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总理不仅让我给他报比分，他自己也在册子上圈圈点点，谁出线了，下一轮对谁，他心里都有数。

有一天看比赛实况转播时，我给他讲高抛发球的技术，他特别感兴趣地听着。男子团体比赛时，前两盘都赢了，到庄则栋比赛时先输了两局。我心想，别让总理不高兴，就没到办公室向他报告。总理觉得不对劲，怎么不来了？就摁电铃叫我，并问道：“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进来？庄则栋打得怎么样？”

我说：“他输了两局。”总理笑了笑，说：“前面赢了，你那么积极报告，输了你就不进来了。那有什么，两国交兵，各有胜负，不能只想赢害怕输，哪能胜了报，输了就不来了呢。”

运动员要有高风格

李富荣与匈牙利一名队员比赛时，关键时刻，对手的一个擦边球被裁判判为出界，李富荣拿了这关键的一分，赢了比赛。赛后，外界对这个球争议不少。乒乓球队回国后总理接见了他们。总理当场问李富荣，那个球是不是擦边了。李富荣承认，是擦边了。总理便问他，为什么没有勇气告诉裁判。李富荣说，压力太大，太想赢了。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运动员要有风格。如果你的风格高一些，主动示意，将会赢得更多的观众和对手的心。”李富荣心悦诚服，虚心地接受了总理的意见。

31届世乒赛后，梁戈亮的两面胶球拍引起了国际乒坛的议论，也惊动了总理。因为梁戈亮使用的两面不同性能的球拍，让欧洲选手大伤脑筋，国外反映梁戈亮使用的球拍颗粒长度超出国际乒联的规定，梁戈亮发球时有遮挡等等。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总理的耳朵里，总理说：“赢球要赢得光明正大，让对手心服口服。国际乒联规定不能使用的器材，我们一律不用。”于是，梁戈亮就只好改用普通的球拍打球，成绩很不理想。

1964年1月周总理访问加纳时，与恩克鲁玛总统打乒乓球。

之后不久，乒乓女队名将梁丽珍骑自行车来到国务院找总理，我接待了她。梁丽珍说，梁戈亮球拍的胶皮颗粒长度仍在国际乒联规定范围以内，并没有超过标准，她希望总理过问一下这个事情，不然，梁戈亮的技术很难保持和提高了。说完，她把反映这个情况的信交给了我。我把梁丽珍讲的情况和信的内容一一报告总理。总理听后说：“你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李德生同志（当时在国务院李德生分管体委工作），让他转告体委，既然符合标准，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