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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个。”一进家门，一头白发的老领队沈积长就骄傲地捧起一块超大尺寸的“红双喜”乒乓板给我看，木板上，许绍发、邱钟惠、郑敏之、何智丽、郑凤岩、施之皓、梁丽珍、童玲、庄家富……这些熟悉的名字穿过时代，扑面而来。

自1961年从当时的国家体委群体司借调到训练局，参与第26届世乒赛的筹备工作算起，到1995年以训练局副局长的身份退休，沈积长的大半辈子都是在北京体育馆路南侧的这个大院里度过的。领队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琐碎的、默默无闻的，但他同样也陪伴、见证了中国乒乓球从一个辉煌走向又一个辉煌。

木头球桌和玻璃板

“1961年，第26届世乒赛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承办世界性比赛，所以许多事，现在都记得。”那时候的沈积长26岁，那时候的中国没有承办世界性比赛的经验，“我记得比赛用的红双喜球桌是木头腿的，看上去有点笨重，但那时候也觉得非常骄傲，毕竟是我们自己的球台。”记忆的闸门就这样轻轻地打开了。

沈积长得意地告诉记者：“我当时有两个‘发明’。”一是第一次搞倒计时，在一块玻璃板上每天写好距离世乒赛还有多少天，给运动员足够的紧迫感；二是用一块才14英寸电视机大小的小黑板，每天记录运动员的考勤和作息。“谁开回头灯，谁不好好睡觉，谁干嘛，第二天一早训练时候，一眼就全看清楚了。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他们也都每天会经过这块板，大家都怕自己做了坏事被记上去，这样队伍就好管很多。”

“看”队员睡觉不回家

见证过1961年的“横空出世”，沈积长也陪伴了1979年跌入低谷的中国乒乓球队卧薪尝胆，并以领队的身份，和李富荣一起带领队伍在1981年第36届世乒赛上史无前例地包揽七项冠军。

“1978年起，我担任中国乒乓球队副领队、党支部书记，那时候中国乒乓球正处于低谷，尤其在第35届世乒赛上男队只得到了半个冠军（混双），要打翻身仗，我们肩上的担子都很重。”压力之下，沈积长每天回家吃个简单的晚饭，便又回到队里，因为这个领队要像宿管大爷一样，蹲点看管队员按时就寝。“我们规定运动员宿舍每晚10点熄灯，但有些胆子大的男队员，超时不归，而且也没有事先请假。遇到这个情况后，我就睡到他的床上，等他。深夜，那个队员回来了，摸黑到了床边后，发现上面睡着个人。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当面批评他，只把他回宿舍的具体时间告诉他，然后把情况简单地写在那个小黑板上。”就是这样赔上时间精力，也讲究方式方法，才配合好主教练抓好了运动员的思想工作，也抓起了训练质量。

每天陪蔡振华跑步

不过，沈积长谦虚道：“功劳真谈不上，那都是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辛苦付出，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些力所能及的事，还包括陪蔡振华每天跑步两小时。

备战那届世乒赛时，“小将”蔡振华腰部受伤，医生建议他进行长跑，以增加腰部力量。“我看教练们都没时间，我就陪他跑，主要帮忙拿衣服。”于是，冬天清早五点的北京，天蒙蒙亮，蔡振华要从穿着厚厚的灯芯绒棉大衣一路跑到内衣全部湿透，而他身后总会跟着一辆自行车，车筐里放着脱下的一件件衣服，“有时候还陪他聊聊天，他每跑一步，腰就像针扎似的疼痛，一万米跑下来，得一两个小时，真是不容易。”这样跑了一个多月，等冬训正式开始，蔡振华果然能正式参加训练了，连医生心里都暗暗吃惊。

“其实默默奉献的可不止我们，也不止队里的厨师、按摩师，你看红双喜，他们这么多年一直派人到国家队来，陪着队员训练、比赛，运动员一有什么需求，他们总要想办法尽快满足，一次次改进，一次次调试，直到满意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