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我第一次任教练带领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感到兴奋和责任重大。曾向领导建议另任他人，可时任乒协主席陈先说：“你是党员，不接任也要接任”，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只好服从，迈出了教练员生涯的第一步。艰辛不说，但许多困难不是亲身经历，都想象不到的。

 

      参加本届世乒赛的男运动员有容国团、王传耀、姜永宁、徐寅生、杨瑞华、胡炳权、李仁苏和我，女队员是孙梅英、邱钟惠、叶佩琼，团长为陈先，两名正副领队，一名翻译，共十五人。

 

      为了适应欧洲时差，我们提前到民主德国一个小镇作战前准备。我是教练兼队员，压力很大，不仅要把全队的训练计划好，安排好，自己还要参加训练，每天起早贪黑，忙前忙后，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把战前训练抓紧练好，力争在世乒赛上打出好成绩。可想不到的问题发生了，小邱不知为何，突然脸上红肿，只好住院治疗；徐寅生也水土不服，皮肤过敏，全身起了很多小疙瘩，疼痒难耐，只好也送到医院治疗。

 

      去多特蒙德前，我队在一个钢铁城停了一天，到达当晚，厂长设宴款待，陈先团长致答谢词时说：“我们来到这个有名的钢铁城很荣幸，对有几名中国留学生在这里学习，更倍感亲切。”话未讲完，厂长急忙离座往外跑，大家感到惊讶，厂长怎么会做出这样失礼的举动？正当陪同的副厂长和总经理也莫名其妙的时候，这个厂长又满头大汗地从外边跑回来，抢过陈团长的麦克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中国同志，很对不起，我们没有找到你们想见的中国留学生。”原来，刚才他们的翻译将陈团长的话翻译错了，让厂长以为“我们很想见到在这里学习的留学生。”误会解开，大家哈哈大笑，更加其乐融融。

 

      第二天早晨，出操后散步，陈团长欲言又止地问我：“庄家富，昨晚有没有听到‘交响乐’？”我一下懵了，表示昨晚并没有听到音乐，团长大笑，说：“你睡得够死的，昨晚我们11名男生蜗居一室，有打呼噜的，有说梦话的，有大喊大叫的，有用力磨牙的，难道不是一场难得听到的交响乐吗？”这个有趣的插曲至今让我难忘。

 

      从民主德国乘火车前往联邦德国，全队都是第一次，对于该国的情况所知甚少，只知道那里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以前曾是纳粹军国主义横行的地方。当火车驶入联邦德国境内时，第一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女孩在草堆旁边跳呼啦圈舞，舞姿优美、新奇，接着看到许多戴着大沿帽的军警，这是在现实中我从没有见到过的装束，一时间心里有些紧张。

 

      我队被安排在一个简陋的小旅馆住下，每天只提供早餐，午餐和晚餐都得在外面吃。为了安全，我们只好吃一餐换一个餐馆，而且每次用餐后我们都得给小费，一次给力一位服务员10马克，他很是惊讶，一边吐舌头一边表示感谢。不仅吃饭不方便，而且比赛场地“威斯法伦”体育馆离我们住处很远，必须乘很多站有轨电车才能到达，不仅增加疲惫，还耽误许多时间。相比之下，日本队是世界冠军，主人便安排他们住在赛场附近，步行便能进场——真是实力不同，待遇不同，让我们很不是滋味。

 

      经过赛前的紧张训练和几次放松调整，我们在激烈的比赛中异常投入。这届世乒赛，我男队半决赛对阵匈牙利队，这关键的一战，是我记忆中难以磨灭的一页。

 

      第一盘，打得比较顺利，杨瑞华战胜匈牙利的西度，先拔头筹；第二盘，王传耀2:0费尔迪；第三盘容国团对别尔切克，第一局胜，第二局14:9遥遥领先，对方教练和运动员脸上神情都有些泄气，可这时风云突变，对手利用容国团几次失误，将比分追上，拿下第二局，并乘势拿下第三局；大比分变成2:1。第四盘王传耀输给西度；第五盘杨瑞华败在别尔切克拍下。情势急转直下，我方反而以2:3落后。

 

      在这个危机的时候，第六盘，容国团没有缩手缩脚，敢打敢拼，以2:0轻取费尔迪，将大局扳平，大家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第七盘，王传耀对阵别尔切克，是全局胜负的关键，因为赛前我们就预计到第八局容国团对西度不太好打，但第九盘杨瑞华战胜费尔迪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把希望寄望在第七盘王传耀的胜利上。

 

      王之前曾八连胜别尔切克，心理上有优势，可惜这场球王压力过大，打得太过着急，拉球和扣杀的失误下网过多，最终以1:2败下阵来。随着第八盘容国团输给西度，我队十分遗憾地以3:5失去了晋级男团决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