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容国团在多特蒙德获得男单冠军的时候，我正在念小学，已经开始打球了。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非常受鼓舞，同年我就进了体校。当时有一部黑白电影纪录第25届世乒赛，其中容国团打决赛和颁奖的镜头是买来的，加上他回北京后做报告和打比赛的镜头，一共十几分钟。容国团带来的影响非常大，他在“大跃进”时期宣布了三年之内要拿世界冠军的口号，在当时的中国队敢说这样话的人几乎没有。他不但说了，而且只用了两年就做到了，真的不容易。那时候看到画报上有容国团打球的照片，我记得他穿的是黄色运动服和长裤子。这条长裤是他打比赛时“饶”的，因为当时规则没规定必须要穿短裤进行比赛，他觉得自己腿太细，不好看，所以一直穿着一条长裤。

　　1959年中国申办第26届世乒赛成功后，便开始开展群众性的乒乓球(微博)运动。当时在上海有一个万人的乒乓球比赛，凡报名者都会得到一个塑料的纪念章，上面是容国团打球的动作，至今我还收藏着一个。再后来出了一个名叫《大家来打乒乓球》的短片，在上海少年宫拍的，里面还有我一个镜头。

　　出征在即却“马失前蹄”

　　1989年世乒赛前，我们准备提前一个礼拜到德国调整时差，适应气候，我是先发部队的成员之一。出发的那天早上，我骑自行车到体委大楼办事，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听到后面有人叫我，于是我很自然地捏闸减速。这时后面的人骑得很快，一下撞到我的车上，把我直接从自行车扶手前面撞飞了出去。撞我的人很快就骑走了，我回头发现其实并没有人叫我。当时我只是感觉腿麻，爬起来就继续骑上车，骑到训练局门口正好碰到了大夫，于是听了大夫的话去拍了片子。结果一拍才发现，我摔成了髌骨骨裂。大夫让我打石膏，我说下午要上飞机，不能打。最后医院就用铁丝把我的膝盖罩住，用绷带绑了起来。接着我来到办公室干活，大概到了中午11点左右，膝盖一直在疼，最后疼到我想吐。那时是四月，我疼得汗流浃背，把毛衣都湿透了。后来没办法，我只能跟总教练许绍发说：“不行了，我今天上不了飞机了，下礼拜五我跟大队伍一起过去吧。”

　　改签后，我坐的是瑞士航空公司的飞机。他们当时已经知道有一个“摔断腿”的人要乘坐航班。因为我的腿不能回弯，只能直着，所以他们还特意给我找了一个经济舱第一排的位置，并预备了一个马扎，让我把腿放上去。后来许绍发跟我说：“队伍还没出发，你这个领队就马失前蹄了，怎么能不输球呢！”

　　到达多特蒙德后，我主要就是负责后勤，由于手里没有足够的外汇，也不可能让运动员总吃中餐，所以西餐吃不惯也得吃。我记得在60年代，训练局还有一天要专门吃西餐，就是为了让运动员适应欧洲的生活。除了负责后勤，我还要负责拍摄技术录像，用的器材是1987年乒乓队买了第一台摄像机。当时由于经济原因，教练员来不了那么多，所以以前的世锦赛我经常要做场外指导。而且由于教练人少排不开，队医有时也要坐在后面当教练，至少得有个人坐在那里负责鼓掌、加油、递水。最后一天男队输了球，我心情特别低落，女队却是一批新队员拿了冠军，又十分高兴。我早上录完像，把摄像机放在队员旁边去办别的事情，让他们帮看着点。可回来的时候，问谁都说都不知道摄像机去哪了，当时真是把我吓得都出汗了，因为全队上下只有这一台摄像机。后来我就又跑到馆里，找到中国队平时坐的那个位置，发现摄像机还好好的在那。打扫卫生的大妈还说：“你再不来我们就要关门了。”

　　要跟上发展的步伐

　　我们男队输了个“0比5”的时候，我正给央视做解说。当时解说席在最高的台子上给CCTV留了位置，我腿还不好，往上爬的时候很艰苦。现在回想起来，1989年输球应该不是偶然，也不是没有发挥好。一个是当时欧洲的打法在走向成熟，他们弃守为攻，从日本的单面拉发展到两面拉，从远台两面拉弧圈的匈牙利模式，逐渐由瑞典队发扬到一个适应中国近台快攻的模式。特别是瑞典队对中国队的接发球已经有了很多的了解，我们当时推挡的发力、减力，瑞典选手都已经能接受了。欧洲的两面拉在往上走，中国的近台快攻在往下走，又没有新的技术，只有走下坡路了；另外还有经济的原因，江嘉良是当时的世界冠军，可他的工资大概是在德国打球的郭跃华的1/400。第一批出国打球的运动员，在国外虽然生活也有艰辛，打球也不容易，但是他们经济上的收益情况传到国内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队伍的思想涣散。

　　那场球是我第二次做解说，第一次是在两年前的新德里。看着队伍赢球和输球，解说完全是两种心态。多特蒙德的男团决赛输了以后，报上见到最多的标题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59年，这里对于中国乒乓球而言是“福地”；到1989年却输得一塌糊涂。中国男乒在出征第35届平壤世乒赛的时候，团体输给了匈牙利，男单、男双也都输了，唯独拿了个混双冠军。而到了1989年，男乒选手连混双冠军也没拿到。从那时开始，我们就逐步明白：只要跟不上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就不能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只要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就有可能输球，甚至马上就会落后。

　　41届世乒赛后，蔡振华当了男队主教练。我记得1988年我带队去欧洲访问时，在意大利见过他。在旅馆里，我向他转达了当时训练局局长李富荣和总教练许绍发请他回国执教的意愿，1989年多特蒙德世乒赛之后他就回来了。上半年我们输掉了第40届世乒赛，下半年又将迎来在肯尼亚举办的男子世界杯。当时我们已经了解到肯尼亚是高原，海拔大概有1000多米。海拔高，打球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我们在1989年准备男子世界杯时，去了贵阳六盘水做适应性训练，之后还去昆明打表演赛，以适应高原的打法。这些备战方法还真管用，随后蔡振华带着马文*革去参加那届男子世界杯，最终真就拿了冠军。从那时起，男队就从低谷中慢慢往上爬了。

　　其实曾经在多特蒙德举办过的两次世乒赛，对于中国队来说都算是起点：一个是腾飞的起点，一个是从低谷重振雄风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