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我跟随广州球友胡佬和雪华到天河区棠下的上街和车陂的沙美两个社区打球，跟当地的球友进行了友好交流，虽然球该输的都输了，不该输的也输了，身体上很疲乏，但是心情超好，感觉超爽。这次交流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倒不是哪位球友的球技如何，而是这两个社区打球的场所都是在祠堂。众所周知，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祠堂有多种用途，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族亲们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及用作会聚场所等。解放后特别是60年代的运动，北方地区的祠堂基本都被推倒砸烂或改造成了办公场所等。祖宗排位包括有些藏于其中的家谱等皆被焚烧破坏，如今北方已难见祠堂，不知祠堂为何、作何之用者比比皆是。而南方浙江、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等较为重视传统的地区则有了较多的祠堂得以保存。我是个北方海边出生70后，自然在家乡就很少见到过祠堂，也就更不能想象在祠堂里打乒乓球了。这两个社区的球台都是放置在祠堂的正殿及两厢，正殿摆放的球台用于交流比赛，两厢的球台用于练球热身。这次在祠堂打球的经历给我的印象很深，也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童年。

由此我想到了，从11岁开始接触乒乓球，这小小银球已经伴随我30年的光景，它早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时候我们一干小球友放学后都是在居住的楼道中就地取材，划地为台，用粉笔在地上划出球台的形状，中间用砖头或者木板一隔，即行开打。使用的打球家伙也远不比现在的专业装备，用光板的，用海绵拍的，用单胶皮拍的，不一而足。偶尔见到使用正规一些装备的也不过是象“闪电”牌这样不入流的成品拍而已。记得当时用正胶已经不多，用反胶的已经开始大行其道。我开始并没有自己固定的球拍，都是小伙伴们省下来家长给的零花钱凑钱买的，或者家庭条件稍好些的伙伴的家长给买的对拍。用的球一般是3分钱一个的无字球。小学的操场上有一张水泥砌成的台面，每每下课铃响起，伙伴们飞也似地跑出教室，直奔水泥台。由于课间只有短短的十分钟，所以一般采取一球决胜制。胜方获得守擂的机会，败方只能乖乖下台，到后面排队再来。人多的时候，还没等排上队上课铃就响起了。后来，我也用我的零花钱买了第一块乒乓球拍，是“流星”牌的，在学校打不上，我就自己在家里照着墙上打。等到我能连续击球到墙面千余次而不坏时，家里的几面粉刷墙面上早已像蜂窝似的布满了球印，家里人倒是不以为然，可是邻居们不干了，纷纷以“乒乒乓乓，响声不断，影响休息”为名，到家里来兴师问罪。更有楼下的邻居说让我打球打出了精神衰弱，原因是我家有一长宽高均为80公分的方桌，我和小伙伴在这非标小台子上打球，击球的声音，脚步移动的声音，打出好球后叫好的声音。。。。。。家里人顶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压力，只能不让我在家里打球作罢。我只能偷偷到别的楼道里打。学校里仅有的一张正规的墨绿色的球台只在寒暑假时才每天限时开放，我自然是里面的常客，也每每是骄傲的不可一世的擂主。但是自从同班同学多了一个从上海来的“阿拉”，我就与擂主无缘了，这位“阿拉”魔幻般的反手发球和正手攻球，就像当时同期热播的日本电视连续剧中《排球女将》主人公小鹿纯子的招牌式的极具威力的“晴天霹雳”扣球，把我和伙伴们打得找不着北。自打那时起终日苦练如何对付并战胜“阿拉”。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我终于战胜了他，他的反手发球(其实就是一般的侧旋球，但是那时小球友们对旋转都吃不太准)不在神奇，正手攻球的威力也随即大减。但是好景不长，要面临升初中了，家长自然而然地严格限定我的打球时间，自己也意识到升学的压力，也就渐渐打得少了，我的第一阶段打球生涯就此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