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来信

    那天收到一封国外的来信，邮票上是一只戴皇冠的鹰。打开信，没想到是吴遥来的，他是我30年前在北大荒的朋友。

    信上说他返城后真的当了海员，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后来他做了大副，再后来又做了万吨轮的船长，现在他是中波船泊公司的中方代理，住在波兰的格丁尼亚市，有着一栋浅蓝色的小楼。30年前，我和他都曾有过当海员的梦，在世界各地以一种蔚蓝色的方式旅行。其实海员的生活是很乏味的，他说去一次美国，有十六七天的时间在大海中航行，看不见一座城市，一条船，一个人，甚至是一只鸟。在澳洲海边游泳，他遭遇过鲨鱼。在非洲赤道，他看到过绿色的太阳。在巴拿马运河，他数次遇到海盗，用他的话说海员的生活永远比最坏的想象要好，比最好的想象要糟。

    他告诉我，他一直很想写信给我，可苦于不知道我的地址。于是他就托他的母亲找我的母亲，他知道我母亲在轻工业部做过打字员，最后终于得到了我的地址。他还记得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他的帮助，他当初说过，谁要是给他写一封信，将来他一定要回10封。我当时给他写过6封信，从现在起他要不间断地给我写60封信。读完信我笑了，我想象不出他现在的模样，一定是穿着白色的制服，摇晃着水手宽大的肩膀，或许他说出的话都带有一股海味。

    他是天津知青，大我两岁。在伏尔基河农场我俩住在同一宿舍，一铺炕七八个人，我和他紧挨着。那时我几乎天天有信来，他却很少有信，他父母文革中被专政了，因此感到前途渺茫，那些年写信、谈朋友是许多知青的精神寄托。同宿舍的人都觉得他整日神经兮兮的，总是爱翻弄人家的来信。傍晚收工回来，他先去场部取信和包裹，然后逐一送到每个人的手中。每次拿到我的信，总要自言自语几句，然后怏怏地说：“鹤立河又来信了。”其实那时我根本没有女朋友，那只不过是我杭州姑妈的女儿，在我们毗邻的一个农场插队。看他神秘莫测的样子，我也故意态度暧昧，让他羡慕我，我觉得很开心。

    他很想找人说说话，可同屋里的人都不愿和他搭讪。有时他长时间地发愣，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你。农场有一个叫刘银娣的上海女知青，平时喜欢唱几句京剧，他就缠着她唱“沙家浜”，一次竟去拉人家的手，吓得人家东躲西藏。一个风雨夜，他突然跑到前面的女宿舍，敲人家的玻璃窗，喊那个知青的名字，听女宿舍的人喊“快插门呀！”

    有一回他挺认真地对我说，让我给他开个证明。“证明什么？”我有些茫然。“我要和银娣结婚，没有你的条子人家不同意。”他呆呆地说。我明白，他神经又不正常了。只好求助同屋的人跟他聊聊天，我抽身躲开了。我躲开的次数多了，他觉得我狡猾，便到处追赶我。

    刘银娣的铺和副指导员挨着。那年夏天，副指导员回哈尔滨探亲去了，他半夜偷偷溜进女宿舍（知青宿舍都不插门），睡在副指导员的铺上，吓得人家大喊大叫。他逃跑了，黑暗中没有找到自己的鞋。女知青们把他从被窝里揪出来，打得头破血流。那年冬天，他被送到山上炸石头，一根钎子，一把榔头，一堆雷管和炸药伴他度过寒冷的冬夜。我一下觉得他变得那么可怜，假如那时我们多陪他说说话，或许他不至于这样。我送给他一本《鲁滨逊漂流记》，让他空暇时多看看书，我给他写信，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

    1975年冬天，他父母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也被调回到天津。人们常说时间流逝，其实不对，时间是静止的，流逝的是我们。人到中年，岁月的轮子似乎也越转越快，于是免不了在夜深人静之时，想一想往事，想一想失去的朋友和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