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秋天，我招工进了陕西长安县的一个三线工厂。厂子周围有许多山，说是山，倒不如说是山模子更恰当些，当地人把这一条条深沟大壑叫做“塬”。

    厂里的工人来自天南地北，南到广州，北到大连，开会时各地方言搅在一起，像开联合国大会。工厂有几个苏州人说话很好听，软笃笃的像唱歌一样，就是俩人吵架，你也分辨不出来，不像宁波人，说话硬邦邦的，像吵架一样。

    当地农村有逢五赶集的习俗，逢五的日子真挺热闹，农民小贩推着架子车跑一二十里路，在厂门口摆起一溜长蛇阵。双方买卖的方式很特殊，除用钱买外，还用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进行交换。那时厂里的福利不错，工人们就用手套、肥皂、洗衣粉，甚至是粮票、布票去换老乡的农副产品，所以每到逢五的日子，家家户户都要改善一下生活。厂里有个澡堂，职工可用澡票洗澡，附近农民觉得这事很神秘，很想试一试。工人就用澡票跟他们换鸡蛋、柿子、核桃等，一张澡票可以换5个鸡蛋，或是10个柿子、30个核桃。然后再把工作服脱下来借给农民，帮他们混进澡堂。

    工会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在那些岁月里，简直就是人们眼中的奇迹了。电视机摆在会议室，百十来人拥挤着看。由于厂子在山区，接收效果十分差，看着看着就变成了满眼黑白的波纹，大家就嚷起来：“小广东，快把人调出来，人都成麻花儿了！”小广东是工会的干部，像个印度“阿扎”，勤快地在电视上前后拨弄，调不出“江水英”，或是让“座山雕”跑了，人们就会逮住他，弄不好还会揍他一顿，谁让他是管电视的。

    最令人难忘的还是看露天电影，放映的前几天，厂门口就贴出了海报，人们便开始兴奋。中午刚过，家属们就争着放凳子，抢占有利位置，还时不时去巡视一番，怕凳子“走动”了。厂子周围还有几家企业，大家事先串连好，一盘带子刚放完，马上往第二家送，有时电影放了一半停了，原因是带子还没有送到，于是观众就哭爹骂娘。大年三十还要放通宵电影，通常要放四五部，手脚都冻麻木了，大家就会不停地跺脚，但也不肯离去。

    有一次厂里放《黑山阻击战》，附近农民都来看了。几天后我去公社办事，知青小王问：“甚时还放电影？”我开玩笑地回答：“今晚有《夜站（战）白瞧（桥）》”，谁知小王当真了，把消息传出去。傍晚农民成群结队来看电影，还有一家老小坐架子车来的，我吓得躲起来不敢露面，以后再不敢开这样的玩笑了。

    如今这些都已经离我很遥远了，但现在回想起来仍恍然如初。听说厂子已迁入西安市，工人们也从山沟里一下跳进了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