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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经济学精英们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西方理论真理化、西方社会天堂化;二是妖魔化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打击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自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精英们的共同特点是，看似满腹经纶，引经据典：张口哈耶克、闭口赫维茨，什么亚当斯密、凯恩斯、刘易斯、亚当斯，这厮那厮，绝口不提马克思。

4.被经济学精英们一再否定的中国国企技术进步的模式和效率

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实是，许多国家在美国的封锁下往往一蹶不振，只有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凡是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禁运、禁售的高科技产品，技术封锁的领域，中国反倒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长期以来美国禁售超级计算机给它的所谓敌对国家，中国不得已只好自主研发，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后来者居上，不仅超级计算机性能拔得头筹，并且从2016年开始超级计算机保有量与美国并驾齐驱，同年还第一次在世界上赢得超级计算机应用软件头奖。

美国主导、俄国参与的国际空间站，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可以申请参与，美国却坚决把中国排斥在外。无奈之下中国只有走自主研发的道路，在20年时间内发展出完全自主的空间站、并研发了包括探月工程、北斗导航、高清三号、量子卫星等世界一流空间技术，快步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被称作世界最昂贵的武器，美国第5代低端轻型隐身战机F35于2001年开始在F22等隐身战机的基础上研制以来，费时近16年，比原计划滞后7年，据特朗普团队推算全部研发和采购费用可能超过1.5万亿美元，且毛病不断，成了一个无底洞，美国军工领域的“大开挖”。由最初标出的每架2800万～3000万美元涨到1.35亿美元，以至于特朗普甚至放话拒绝采购。与此同时中国高端重型隐身战机歼20于2016年正式入役，另一款中型隐身战机歼-31正在加紧研制，标志着中国空军与美国空军装备的代差时代变成历史。

毛主席说过，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还应该再加上一句，再封锁吧，再封锁十年八年，我们一切都超过你了。

负责研发生产歼20的社会主义中国国企显然比资本主义美国的私企效率高多了，上世纪90 年代美国五代隐身飞机即将问世的时候，中美曾签订合同，花费5.5亿美元由美国帮助升级歼8II，二代机，后来由于美方单方面撕毁合同，中国不得已回到自主研发的道路。20年过去了，美国由五代机f22发展到五代机f35，而中国则从二代机起步，发展到今天的一款五代机歼20服役，另一款五代机歼31正加紧研制，显然中美两国国防工业的效率差别巨大。然而中国主流经济学理论权威们，没人敢提美国效率低下的私营公司需要国有化，却在逼着中国国企私有化或者打着混合所有制的幌子推进渐进式私有化。

建议这些所谓经济学权威、精英到美国大企业，包括典型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大到不能倒”的企业认真调研后，看还敢不敢再有视无睹中国国企的效率。顺便再次重申一个典型的案例，最令美国人沮丧的是，为了扭转美国超级计算机连续4年落后中国的局面，时任总统奥巴马拿出绝招，从2015年开始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用于制造超算的计算机芯片，然而2016年中国用国产芯片制造出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继续垄断超算世界第一的宝座。显然，从社会综合角度看，美国资本主义的私企并没有展现出比中国社会主义国企有更高的效率。

有意思的是，尽管中国已经研制出不少种类计算机的芯片，但是由于企业的惯性、惰性，不愿意采购国产产品，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倒逼”，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不知猴年马月才会使用国产芯片。此次超级计算机使用国产芯片创造的辉煌，国产芯片企业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奥巴马这个超级推销员呢!

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敌意、封锁、限制，主流经济学家门喜欢用的一个词“倒逼”，我们没准就是和日本一样成为国家空间站中一个跑腿的小伙计。

中国大政府主导的高铁建设，仅用不到四年就建成京沪高铁，八年时间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美国小政府也想照猫画虎，前总统奥巴马一上任就提出雄心勃勃高铁计划，然而直到离任，七八年过去了，美国政府花费了8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至今也没有一条高铁线正式开工。

社会主义中国政府比资本主义美国政府效率高的不只是一个数量级。然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却坚定认为，美国小政府、大社会是中国政府改革的标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否则就是“计划经济思维”，中国的发展就不可持续。在他们的逻辑里，只有跟在西方屁股后一步步爬行，发展才可持续，中国20年走过西方50-100年走过的道路，显然用西方任何理论都无法解释，因而是错误的。主导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经济学智囊们迷信西方模式到了宗教信仰的程度，在他们的世界观中，西方理论就是判断是非的最高圣旨。这些大权在握的精英们最缺乏的是实事求是的认知态度，缺少数理统计逻辑推理的实证技能，和维护民族生存和民族利益这种动物都具有的最起码的生存本能，似乎改革就只是为了实现某种“普世价值”，即使沦落到乌克兰、叙利亚那样国破家亡的境地也在所不惜。

总结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项重要经验：凡是被西方惠顾的产业，差不多都沦为西方的产业殖民地，凡是被西方挤压、封锁、限制的产业，几乎个个做得风生水起，技术水平进入世界领先行列，这个悖论意味着什么呢?

自主才有可能创新，一条被美国逼出来的哲学值得我们深思。

已经被殖民地化的汽车工业领域、财经、法律、新闻等教育领域，我们自己需要建立怎样的“倒逼”机制，才能使他们找回自信，踏上自主创新之路呢?

5.高等教育向何处去？从睁着眼睛说胡话，到闭着眼睛说瞎话！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败是某些学科的高等教育。如前文提到的，汽车行业国企被混合所有制改革阉割了研发能力，至今著名的一汽、二汽、上汽三大汽车国企及三小国企至今没有研发出一款自主品牌，市场站得住脚的乘用车，成了彻头彻尾的洋买办;中国的财经、管理、法律、新闻教育等西方不惜血本帮助的学科，同样被西方有意识地阉割了自主研究能力，从教材到教师几乎全盘西化、挟洋自重，三十年下来这些学科几乎完全丧失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沦为西方理论的应声虫、学术殖民地。

过去30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必然存在许多经济学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总结、升华到理论高度，然而，中国理论界却没有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探讨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内在因素，提出创造性的思想和理论，相反却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套用洋理论贬低中国。

30年来经济学精英们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西方理论真理化、西方社会天堂化;二是妖魔化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打击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所谓的经济学权威、专家、学者共同之处就是迷信西方普世价值，竞相翻译、解释西方的理论，竞相标榜自己的血统纯正，竞相显摆自己知道多少西方名人、名言，言必称西方，语必加杂英文单词，甚至在国内举行的学术会议，讨论中国事务，与会者必须用英文发言，崇洋媚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外。在他们圈内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常常非常自信地张口就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次90%的人赞成”，从而十分张扬、其不遗余力推动西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冠冕堂皇地配合西方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政府调配资源的功能等社会主义基本要素，想方设法通过所谓深化改革掏空社会主义。

严重缺乏理论自信、文明自信的主流经济学派流行的是惟西方命是听，西方理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来就不敢有自己的一点想法，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更别提发展出一套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中国模式”在他们眼中就是忤逆西方的大逆不道，甚至对圈内稍有叛逆的说法，比如“有为政府、产业政策”，就会群起而攻之，必欲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样的学术氛围培养教育培养出来的宗教迷信化西方信徒，用西方教条去领导中国，不惜壮士断腕，甩开膀子，杀出一条血路的所谓深化改革，出现像股市断崖式暴跌、疯狂的房地产，以及资本外逃、外汇储备快速萎缩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这些“让改革释放最大的制度红利”，都是刀刀见血，西方梦寐以求，不劳而获，实实在在收割的，滴着中华民族鲜血的红利。

有史以来，迷信教条、纸上谈兵的赵括们，结局都不言而喻，然而可悲的中国现状却是，赵括们垄断了泛经济界舆论话语权，深化改革顶层设计权，和改革主导权。前段时间热炒的产业政策“世纪之辩”，其实是主流经济学利益集团对非主流声音的一次大围剿。

主流经济学利益集团不容许深化改革关键时期有与他们顶层设计理论不同的声音。因此精英们主导的所谓世纪之辩俨然成了各种洋理论过招的竞技场，自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精英们的共同特点是，看似满腹经纶，引经据典，张口哈耶克、闭口赫维茨，什么亚当斯密、凯恩斯、刘易斯、亚当斯，这厮那厮，绝口不提马克思。他们习惯时不时脱口而出一些英语词汇、术语、西方名人，流露自己的血统纯正，理论之原教旨，却完全无视中国的现实，刻意抹杀中国经济、科技在计划经济/产业政策社会实践中所取得举世公认的世界奇迹。

产业政策的存废，这一中国改革的大是大非之争似乎已经沦落成一种西方理论挑战另一种西方理论，政治泥潭中的贴身肉搏。难免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初日俄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那场令中国人倍感羞辱的战争。中国改革论坛俨然成了各种洋理论过招的殖民地战场。

出现这种怪现象是因为被西方悉心培养的一代已经掌控中国经济学理论、教育、舆论和政府财经要害部门的实权。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虽然睁着眼睛，但绝大部分人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政治课教学沿用三十年一贯制的课本，灌输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制度，属于睁着眼睛说胡话的无知，政治课成了无人相信， “洗脑教育”的笑话 ;改革开放后被西方洗脑的一代垄断了经济、法律、新闻教学课堂，也是三十年一贯制，妖魔化社会主义，抹黑公有制、计划经济及政府的作用，有意闭目塞听，无视计划经济及国企创造的高铁、超级计算机、空间技术、军工、核电、新一代通讯标准等战略产业这样的奇迹。他们虔诚地信仰西方理论，非西方政治正确是莫看，非西方政治正确的莫听，就是要闭着眼睛假装看不见中国公有制引领中国战略产业技术进步的大飞跃，矢口否认计划经济公有制的效率，并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宣传、理论研究、和教育体系，彻底妖魔化社会主义要素。比如《高铁危言》就是典型的，彻头彻尾的无视事实，闭着眼睛，不敢面对现实地瞎说，“规模过大、指标过高和投资效率低下，浪费十分惊人…，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除养肥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外，还欠下了高达2.5万亿元的未偿债务，要由平民百姓今后去偿还”，国企没有效率、政企合一、国进民退、寻租腐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

台湾高铁每公里的造价是大陆高铁的两到三倍，而且所有设备和后续零件、售后服务均要从日本或德国采购，为它国创造了就业，台湾百姓无奈必须承受西方跨国公司的高利盘剥，谁让自己没有那个技术。中国政府和国企发挥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优势，短期内实现了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跨越式发展，高铁很快就实现国产化，带动庞大的产业链的发展和创造庞大就业机会，肥水不落外人田，其中的社会效益那些经济学专家们真的看不见?《高铁危言》说中国高铁投资效率低下实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经济学精英们从来不对混合所有制汽车国企改革造成数以万亿计的利润外流，既丢了市场，又没有换回技术说一个不字，从来不会说中国市场上跑的万国车“养肥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外国资本家，甚至要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样板推向高铁及其它产业。事实上精英们恨的不是高铁，如果中国高铁走的是台湾那样的引进道路，他们绝对不会渲染《高铁危言》，他们恨得是中国政府和公有制国企创造了高铁奇迹，说穿了他们恨的是社会主义。

尽管打着所谓“改革创新”的旗号，所谓顶层设计实质却全都是照搬什么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的旧胎，没有一丝自主创新的迹象，既没有那个勇气，也没有那个能力。据考证就连什么供给侧、新常态、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等等都是照搬不动拾西方的牙慧。所谓“制度创新”，其实是资本主义制度原封不动的照搬。

新自由主义为什么成了类似宗教迷信一样的信仰，并非新自由主义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全面胜利而结束，表面上看似乎是里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冷战中为西方带来了战胜苏联的巨大成功，其实这是因果颠倒。事实是，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搞垮了苏联，导致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自行土崩瓦解，里根、撒切尔以后的西方经济受益于苏联自行瓦解收获的巨大的冷战红利，想不富都难，而非新自由主义的红利导致苏联垮台。

历史的事实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极力推销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在任何一国取得过成功，反倒是给许多国家，包括南美，包括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如此受追捧，一方面是乘冷战胜利的强劲西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在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在中国改革中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却从来没有得到清算。这种清算在中国甚至成了反改革的政治禁区。

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正本清源，客观、全面介绍人类所有社会发展经验教训，既不迷信马克思教条，也不迷信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教条，借鉴各种理论，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为我所用。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自主评价中国改革以及世界改革的经验，在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发展理论。只有根据时代变迁不断充实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升级社会主义理论，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升华我们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

【侯峰，察网专栏作家，旅美工程师，从事信息安全，系统控制和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