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岛的一个汉族同事，娶了个回族姑娘，闲聊时，他披露了一些生活中的无奈和趣事。这个话题成为引子，我向他谈起了我小时候的家附近有一座一千多年前建造的清真寺-牛街礼拜寺，和一座于五十年代末期建在乱坟岗子上的伊斯兰教堂（俗称：大绿包）。进而又牵扯到位于伊斯兰教堂后面不远的法源寺。

我蓦然意识到，就在我呱呱坠地并长大的居住地，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竟然拥有三座宗教圣殿！

我的家位于宣武区南横西街，而法源寺位于法源寺前街，两条街均是东西走向，中间夹着北京市第五十八中学和第七十六中学，直线距离恐怕连二百米都不到。我不记得幼年时期，家人是否曾带我到此来过，对它的最初记忆产生于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的小学时代是在法源寺小学度过的。当时，学校教室少，班级多。各个班分别在上、下午上课，上午有课的，下午到家庭学习小组做作业；反之，下午上课的，上午到家庭学习小组做作业。

家庭学习小组一般都设在住房条件较宽松的同学家中，每个小组三到五人不等，给我们提供场所的同学的家，与法源寺就一墙之隔。写完作业，我们常常就在法源寺门前的小广场上做游戏，有时候还爬到法源寺门前威风凛凛的石狮头上去。

那时，法源寺似乎并不对外开放，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入内。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写作业，忽然听到街上一阵骚动，出来一看，好家伙，五十八中和七十六中的一群中学生如同洪水一般涌向法源寺内，他们喊着“破四旧，立四新”之类的口号，群情振奋，排山倒海。

我也挤进去看热闹，这是我第一次踏入法源寺的大门。印象中，就我目所能及而言，那次“革命行动”对寺内建筑、佛教文物等等似乎都没造成太大的损坏。毕竟是一帮年幼的十五、六的中学生，如果换了北大的那些冲在文革风口浪尖的革命小将，也许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长大以后，八十年代后期，我常在位于南横西街的首都医学院分院与退休体育教师切磋乒乓。一次，他对我说：“佛学院有几个学生乒乓水平挺高，咱们组队去打场团体赛吧？”

“佛学院在哪？远么？”

“就在法源寺里面！”

“啊？我还真不知道法源寺什么时候变成了佛学院，真是孤陋寡闻！”

体育老师又约来了宣武师范学校的老师，我们三人组队奔赴法源寺。

记得比赛是在十月一日上午进行的，在宽敞的娱乐室内，摆着两张乒乓球台，活跃着一群与“光头一板弹”相同“发型”的年轻人。其中一些不打球的人围坐在电视机旁，观看直播的庆祝游行，时而雷鸣般地鼓掌，时而喊声震天。

此情此景与我印象中清心寡欲、不苟言笑的和尚大相径庭。时代的变迁，导致佛家子弟的日常生活也起了不小的变化啊！

聊天中得知佛学院的学生中极少数人是高中毕业直接考进来的，而绝大多数是已经从事过若干年佛事的出家人。

比赛采用九盘五胜制，虽然我保持三战全胜，但是另外两位队友因年事已高，水平有限，最终我们艰难地以5：4险胜。赛后，没机会上场比赛的光头学生们向我展开车轮大战，幸好他们并非少林弟子，这也不是什么武术比赛，否则，我还不得鼻青脸肿啊？

九十年代初期，我家所居住的区域喜逢危房改造，昔日破烂不堪的小平房顷刻间不见踪影。

二十一世纪初，五十八中学和七十六中学也都夷为平地，**在此地建造了一座街头花园，这里有宽阔的广场，有艳丽的花坛，有翠绿的草坪，它被人们称为法源寺广场。

每当太阳冉冉升起之时，这里是太极拳爱好者的乐园，而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之后，这里又成为交谊舞爱好者的天地。

儿时，从家里去与法源寺一墙之隔的同学家要绕个很大的弯子，如今闻着花香，沿着绿地中延伸的小路穿行，不大工夫就可抵达法源寺门前。

法源寺,我生命长河中不可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