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说吃

歪把子日志《吃》立意精妙，语言是歪把子一贯的诙谐幽默，从八大菜系联系到乒乓球中的吃球，可谓联想奇特妙趣横生，读之令人喷饭。可是今天就是这个“吃”字，堵在我的胸口，令我茶饭不思食之无味。原来是我食欲一向特好的八十岁老母，突然住医院，大夫不让吃饭了。

我母亲八十岁高龄体重有将近二百斤，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因便血住院。我作为儿子，每天负责给母亲送饭，根据母亲的口味，每天送到母亲病床前的饭菜，多以肉食为主，酱肘子、酱肉、排骨，临床的病友家属看着我母亲风卷残云般，将饭菜扫荡一空，惊讶地目瞪口呆。没几天大夫下令不允许我母亲在这样饕餮肉食，而只能喝米汤，又过了两天连米汤也不让喝了，只让喝些营养粉，又过两天，营养粉也取消了，每天就是靠输葡萄糖了。

原来检查发现，我母亲患有直肠癌必须手术，而要做直肠癌手术必须停止吃饭洗净肠道才能进行。而且这直肠癌也是吃出来的。我母亲好吃肉，且又便秘，肠道长期酝酿毒素，终至癌症发生。

民以食为天，我们这一代人，从吃五十年代的饭到今天吃二十一世纪的饭，吃的饭可谓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从我母亲八十年的吃饭中，又掺杂了更多时代的因素。

母亲年轻时时髦漂亮，五十年代时梳着两条大辫子，穿着布拉吉，骑一辆小轱辘女士红色自行车。1957年“三个代表”玩弄毂中的知识分子，23岁的母亲稀里糊涂地中枪成了右派。右派按当时阶级斗争理论定性，一分为二的哲学分析，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百分之五的敌人划分，自然从此不在人民行列而成了另类，人民的敌人专政的对象。我母亲一下子跌入社会最底层，不在被当人看待。工资降级，控制使用；单位里外人人见之侧面；家庭解体，净身出户。

我母亲生性乐观豁达，虽然遭此人生重大挫折倒也随遇而安，爱吃的本性依然如故。一个人就是煮碗挂面用的也是当时两毛六分钱一瓶最好的酱油。我当年还小，母亲有时带我出去吃饭，记得一次在西单，饭桌上摆着擦得曾明瓦亮的铜火锅，盘子里那么大条的鱼，让我之记忆犹新。困难时期，一次母亲把我从幼儿园接出来，排着长队买菜，然后去买劈柴，回到一人住的小房里，现生火和面包饺子，捞出来热腾腾的饺子放在我面前，鸡蛋韭菜馅的真好吃，那情景终生难忘。

文革狂飙，我母亲的处境更加艰难，她预感到大祸临头。收拾随身衣服，准备随时应付灾难的发生，我母亲还把钱藏进准备随身带走的挂面里，那知道红卫兵造反派连挂面都给抄走了。

十年后我终于见到了母亲。我上母亲单位要母亲下落，单位讲：只知道你母亲在郊区农村，具体在那个村子不知道。我又找到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那位亲戚得知我的来意，一边掉着眼泪，一边告诉我母亲的下落。第二天一大早，我头顶月亮坐长途汽车直奔农村。终于在一所场院里，见到了十多年未见的母亲。在乡亲们招呼声里，那个我在熟悉不过的身影向我走了过来。一身旧旧发白的灰布衣服上落满泥土，挺直的腰板瘦瘦的身躯，四十多岁白净脸上还是那双大大眼睛，东北人特有的爽朗嗓门招呼着我。

我裹着厚厚的棉大衣、帽子压得低低的、一副大口罩上架着墨镜，我抑制着内心的激动说道：“我是单位外调的，有些问题回家里说吧”。我跟在母亲后面，沿着农村土路向着母亲家里走去，一路走母亲一路问我问题，我有一搭无一搭地应付着她，但我已经感到母亲已经有些疑惑了。

到家里当我脱下帽子口罩墨镜，母亲一眼就认出了我，母亲张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口里喃喃吐出两个字:“你是”？我也吐出两个字：“我是”。母亲完全没想到我在十几年后的今天突然出现在她眼前，巨大的精神撞击完全把她惊呆了！突然之间母亲做出了一个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场景：母亲突然转身冲出房门，跑向院子，冲出院门跑到村子土路上，向着苍天呼喊着：“我儿子看我来了”。母亲就这样呼喊着跑遍了全村。

1969年中央高层认为北京城里不能留有地富反坏右分子，没有任何手续将我母亲强行轰往农村。在那样的年代一个弱女子备受凌辱举目无亲，无奈之下和当地一个农民结婚，生下两个女儿。贫困的生活首先就是没有吃的，日常饮食就是窝头、贴饼子、咸菜。调味品只有盐没有酱油。母亲后来对我说，看着那些在城里上班的人，她心里特别羡慕，她特别想能够像以前那样，回到城里上一天班，吃一天食堂的饭菜。

1979年，中央决定摘掉所有右派分子帽子，我母亲终于回到城里原单位上班。母亲终于可以好好吃饭了。安逸的生活强盛的食欲，使我母亲气吹似地胖了起来。这礼拜量身定制的裤子，下礼拜取的时候就已经穿不上了。吃到今天病也给吃出来了。医院为了给我母亲做手术也是伤透了脑筋。身体肥胖、岁数大、又患有多种疾病，光身体检查就将近一个月，最后专门开会各科协调制定手术方案。手术前夜，我陪在母亲身旁，紧紧攥着母亲的手。这次手术风险极大，我望着母亲的脸，大声说道：“妈，我问你一件事？”我母亲也望着我说：“你说吧，”我说：“当年反右时你到底说了些什么？”我母亲说：“我也记不太清楚，就是两句话，”我说：“两句什么话？”母亲说道：“一句说苏联红军在东北作风不好，一句说单位工会不起作用。”

我听我姥姥说过，苏联红军在东北，夜里经常出来调戏奸污妇女，老百姓家里都预备锅盆，遇有这种情况就敲起锅盆，大家听见就一起赶来相救。我母亲在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就是这么两句话，就是这么极其平常，又确有事实根据的两句话，让我母亲吃了那么些年的苦，受了那么些年的罪。当初的执政者难道就是根据这么两句话就能把人定性为敌人，然后肆意凌辱那么些年，到今天还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人性何在？天理何在！

手术进行了五个多小时，当我母亲被推出手术室时，我冲了上去，紧紧抓住母亲的手。我听见母亲嘴里在说些什么，昏迷中的母亲嘴里喃喃地吐着一个字：饿。我冲着母亲的耳边大声说道：“妈，我知道，等您病好了，咱们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