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3届天津世乒赛丁松灵光偶现之后,"削球"两个字在中国乒乓球界乃至世界乒坛沉寂了八年之久。这八年间,以弧圈球为代表的攻球技术又有了长足进步,对弧圈球的发展与制约,成了中国乒乓球的核心话题。无论是中远台相持能力的强调,还是直拍反面技术的革新,都没有脱离这一范畴。相比之下,削球这一防守型打法沦落为少人问津的偏门,这在代表最先进技术的男子领域尤为明显。
在2003年巴黎世乒赛上,由于朱世赫、陈卫星的崛起,特别是当他们一路过关斩将,先后拿下庄智渊、王皓、马林、格林卡等打法各异的名将时,中国队感受到了来自削球打法强有力的反扑和威胁。于是,有关削球打法的合理性以及削球手的培养等问题成为2003年中国乒坛的焦点话题。诚然,八年的光阴,足以让削球打法在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中找到前进的支点,再度搅动乒坛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与足球、篮球等大项相比,乒乓球有它的特殊性。足球、篮球比赛中防守方的失误会直接造成失分,而进攻方的失误却不会直接造成防守方的得分。乒乓球则不然,进攻方失误即等于防守方得分,这一天然分野决定了乒乓球防守型打法(削球)存在的合理性,削球打法可以少进攻甚至不进攻而赢得比赛。在乒乓球运动发展的早期,当进攻技术未臻完善时,削球打法是绝对的主流,充分体现了乒乓球技术在攻防关系上的特殊性。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合理的不一定就是存在的。在攻球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削球打法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乃是不争的事实。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每一种打法的兴衰沉浮都有自身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本文试图从削球打法的内部规律和外部环境入手,为该打法的未来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希望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内篇:科学的佐证
虽然削球打法有转与不转的扰乱技术,但利用稳削制造强烈的下旋旋转籍以制约对手的进攻却是削球打法立足的根本。所以,旋转的强弱是削球技术科研的重点。理想化的论点认为,既然弧圈球有强烈的上旋,那么反向的削球应该能达到下旋的同样转速。
这里有这样一份实验报告:九十年代初,以国家队的王浩和国青队的丁松这两位当时的顶尖削球手为实验对象,他们加转削弧圈的平均转速为83.3转/秒和103.0转/秒,最高转速是106.9转/秒和120.7转/秒,接近正胶的弧圈转速(平均121.6,最高136.8),但大大低于反胶弧圈转速(平均137.2,最高155.0)。
理论上讲,削球旋转不会强于弧圈。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削球离台远,有相当一部分作用力用于球的平动,这样会分散用于转动的力量;第二,由于离台远,速度相对较慢,球到对方台面时,转速已不如出手时;第三,削球与空气阻力作用后,球体下部产生的压力大于上部(弧圈正好相反),所以下旋旋转越强,越容易形成高球或出界。
以上的实验证明,在同等条件下,削球的下旋与弧圈球的上旋相对抗,存在着一定的先天不足。目前来看,削球还无法突破这种理论的"瓶颈"。
负重行远路
现代的削球打法已远远超越了"稳削"的范畴,日渐趋于攻削各半甚至攻球比例居多的局面。由此对削球手的全面技术要求越来越高,从而大大延长了削球手的培养周期。
这首先体现在训练的种类和数量上。一个削球手既要练稳削,又要练反攻;既要在中远台能守得住,还要在中近台能上手;防守的步法要练,进攻的步法也要练;转与不转要练,追着削与顶着削也要练;前冲弧圈、高吊弧圈、反拉弧圈一样也不能少;正手的快攻、反手的弹打,一些连攻球手都不易熟练掌握的技术(像前三板)都对削球手有着接近甚至同样的要求。只有做到这些,削球手才不至于淹没在攻球手"弧圈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朱世赫的技术就体现了现代削球的训练广度。
其次是训练的难度。攻与削本来就是一对矛盾体,无论是板形、发力还是步法,两者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把这两种方式揉为一体,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而且不是每一个削球手都能做到。这不比攻球手,只需按照一种方式训练。所以削球手大多选择攻与削的一端,像松下浩二的稳守、侯英超的弃守转攻。但从效果看,他们显然不符合先进削球打法的高端要求。
另外,削球打法出成绩的年龄相对较晚,这是由攻守平衡的心理特征决定的。一般来说,20多岁正是好时候,人相对成熟了,对球的理解也到位了,像丁松1995年都24岁了才一举成名。由此看来,削球手练得多,练得难,出成绩还晚,确实比攻球手苦多了。
跟着攻球走
削球打法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它必然要随着攻球的技术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在攻球面前,削球永远是被动的,它首先要适应攻球的节奏,才能进而去破坏攻球的节奏。所以,削球的基本特征是后发制人,同下棋的后手方一样,有一个被动防御到反先的过程。
从乒乓球技术的发展历史来看,总是当攻球技术前进了一块,削球技术才亦步亦趋地跟上来。海绵拍的出现,促使削球手退到了中远台,并采用转与不转来破坏凶狠的进攻;弧圈球的产生,促成两面不同性能胶皮以及倒板技术的运用;弧圈球的进一步发展,逼迫削球手大大增加攻球的比例……
尽管如此,当一个削球手面对熟悉的队友或对手时,还是难免陷入被动的泥潭,有时甚至要寄希望于对手的低迷状态和失误,这也是削球手队内比赛成绩不佳的重要原因。在双方都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时候,谁主动谁上风,与攻球手相比,削球手先天不足,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削球手的最佳定位是--秘密武器。这极大地打击了削球手的训练热情,压缩了削球手的生存空间,同时对基层削球打法的培养产生了不良影响。
规则与器材
熟知乒乓球历史的朋友会发现一个现象,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际乒联每次关于规则与器材的变更,削球打法几乎都是不同程度的受害者。这并不是国际乒联有意打击削球手,而是体现了体育运动一个积极的主旨--鼓励进攻。
这其中关于球拍两面颜色的规定即是典型,它直接限制了倒板削球的发挥空间。后来国际乒联又出台了关于海绵胶皮厚度以及颗粒胶高度等规定,直接淘汰了一批削球手已熟练掌握的器材。到了大球时代,曾有人认为大球降低了球速和旋转,有利于削球,结果实践证明,这是一把双刃剑,大球同样降低了削球手回接球的速度与旋转,而且由于攻球手针对大球提高了攻球的力量,又提高了削球控制的难度,实际上削球手一点便宜没占着。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乒乓器材向着"更高、更快、更强"更有利于攻球的方向飞速前进。无论是海绵、底板还是胶皮,都倾向于更爆、更冲、更有弹性,更加强调力量与速度,尤其是快干胶水的广泛应用,使弧圈球发展到了一种令人恐怖的高度,给削球打法带来了无可逃避的威胁。
外篇:秘密武器"失效"
关于极力扶植削球打法的论调中,其重要的论据是削球手作为"秘密武器"为中国乒乓球做出的巨大贡献。实际上,"秘密武器"已是一本老皇历,它在如今的世界乒坛已趋消亡。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削球手作为"秘密武器",为中国队屡建奇功。27届世乒赛张燮林神削技惊四座,弄得日本人在他面前跟不会打球似的;28届世乒赛女团决赛林慧卿、郑敏之横空出世,此前一直不上场留待专门对付日本队,结果为中国队首捧考比伦杯;梁戈亮、陆元盛、黄亮,乃至后来的陈新华、丁松,都堪称"秘密武器"的范本。
早先长胶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为了出其不意,使用长胶的球员(主要是削球手)较少参加国际比赛,队内甚至一度规定仅有少数主力能用长胶。过去中国与其它国家交往不多,资讯科技也不够发达,所以削球手能做到保密。如今,世界大赛需要排名,比赛少了可能失去参赛资格,不可能让削球手一直"雪藏",加之先进设备(数码摄像机)的使用,想保密难上加难。所以,秘密武器这一情况基本上已不存在了。
秘密武器在当时十分有效,但它的负面作用也十分明显。诸葛亮的空城计只能唱一回,秘密武器也大多昙花一现。曝光以后,削球手可能威风不再,甚至早早结束乒乓生涯,对于此前隐忍而为、默默苦练的削球手而言,这并不公平。每个球员心中都有一个久居巅峰的美梦,而秘密武器的使命,往往是一战成功后便退出历史舞台。更有甚者,当"秘密"尚未成为"武器",便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消失在乒坛。当年,姚振绪苦练削球,准备成为继张燮林后又一"秘密武器",孰料"文革"爆发,中国乒乓也暂时与世界乒坛绝缘,大好身手竟无施展余地,对于姚指导来说,实乃人生一大憾事。
有人认为朱世赫是韩国的秘密武器,实际上他不是什么"秘密",早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只是未引起充分的重视。明年卡塔尔团体赛,可以预见朱世赫这个所谓的"秘密武器"的失效。
举国体制"失真"
中国乒乓球的举国体制创造了五十年的辉煌,但是,到了市场经济的今天,它的一些弊端已从各个方面凸现,尤其体现在削球手培养这一问题上。
在"业余体校--专业体校--省队--国家队"四个选拔台阶中,国家队处在最高端,是集中训练、整体拔高的机构,它只能决定运动员沿着自身的技术打法前进的程度,并不能决定整体队伍的打法构成。因材施教的"材"是什么类型,要依赖于前三级的培养和输送。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即国家队的利益(一切为了世界冠军)要求与前三级的利益要求不一致的矛盾,而举国体制原则上要求向国家队看齐,这使矛盾在基层更为突出。
很多家长认为削球没有出路,坚决不同意孩子打削球,教练也只好顺应民意。同时,一个削球手成材需要基层教练付出比培养攻球手多出几倍的努力,但是,核定基层教练工作成绩的标准往往是看你输送队员的"量",这使基层教练把工作重点都放到了短时间易于成材的攻球手身上。同时,即使煞费苦心培养一个削球手,由于出成绩相对较晚,当他打了世界冠军时,培养他的基层教练一般不会被列入这一成绩的受益者。这些因素难免会促使前三级急功近利,忽视对削球手的长期培养。
忽视削球手不等于重视攻球手,由于只求数量,输送上去的小队员中得到精雕细琢的并不多,最终到国家这一级,可选择的范围也就相应不大。举国体制的一大弊病是只计产出,不计投入,成本很高,浪费严重,从"四级选拔"中,可以看到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百花齐放"失色"
一提到百花齐放,中国乒乓球就不可能回避削球和直板快攻。百花齐放不是博物馆,它的意义不在于各种各样打法的陈列,而在于能否推陈出新,让更多的打法具有合理存在的生命力。长时间以来,我们对百花齐放的理解局限在对一些打法的行政扶植上,试图利用政策倾斜和硬性规定来延长意义不大的寿命。
竞技运动历来讲究"实用主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横板削球打法在中国成绩很好,只是因为对付欧洲和日本不如直板快攻有效,才逊位于正胶快攻而甘当绿叶。到了九十年代,直板正胶又逊位于横板反胶。为了保护削球和直板正胶这两片"绿叶",管理部门出台了各省队参加全国比赛必须有一块直板正胶或削球的硬性规定,结果在执行过程中笑话百出,有的运动队让横板选手临时改成直板上阵充数。浙江男队在六十年代有全国前8名的实力,但为了执行规定临时拉来少体校的一个削球手,结果只打到了第21名,当时日本队访华,输给了真正主力上阵的浙江队,他们认为连中国的第21名都打不过,太不可思议了。
现今的国家队,为了"百花齐放",从地方调上来几块削球和正胶,其水平明显不过关,因此被戏称为"形象代言人"。实践证明,单纯的优惠政策对削球打法的扶植没什么实际意义,近年来,真正打出来的削球手像丁松、直板像刘国梁等,没有谁是靠政策倾斜才冒尖的。
历览削球打法的发展和现状,经过从内到外窥视,笔者深感削球打法的兴衰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任何一种人为因素都不可能对其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这种人为因素往往造成徒劳的浪费。由此,笔者想到,面对中国乒乓球五十年的辉煌,人们更多的是惊叹与赞美,而在这种辉煌的背后,除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汗水,还意味着怎样巨大的举国投入呢?
(《乒乓世界》特约主笔梁宏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