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会想写1971年的这段历史，最开始是什么触发了您对这段秘史的兴趣呢？

格里芬：1971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两个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终于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并为今后的中美外交历程开启先河。这就足以证明那年的“乒乓外交”格外重要。

我开始关注这个话题是在2008年的夏天，我正在北京观看奥运会。当我看乒乓球比赛之时，想起它在1971年中美恢复友好邦交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很明显，中国人和美国人对这项体育运动有很不同的见解，但是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别？是谁暗中促成中国与乒乓球的结缘？而中国又为何要借助乒乓球运动作为接触美国的跳板？我对这些问题都非常感兴趣。

记者：体育外交在如今的世界中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格里芬：体育能展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还能借此宣扬本国的民族精神而免受口诛笔伐。但是如果体育被用作一种外交工具，那就离不开政治谋划的影子，两者不可分割。

在这一点上，罗德曼的篮球外交注定无法成功，因为他试图让体育单独运作。他缺少政治友好邦交的诚意，但这恰恰是能使1971年获得惊人成功的关键。

记者：普通的美国人都是怎么看待这场“乒乓外交”的呢？

格里芬：美国媒体倾向于告诉民众一个更为简单的故事，讲述了科恩是如何在一辆车上偶遇庄则栋，他们的友谊是如何自然而然地缔结，并导向1971年的北京之旅的邀请。对这个片段的简单化解读可能是因为乒乓球在美国是一项不太流行的体育运动。乒乓球运动在中美关系的制衡支点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尽管这有些荒谬，但在当时是再真实不过了。

记者：你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在哪里呢？

格里芬：40年以前，美国是较强大的，而周恩来则是极富经验的外交家。据说1971年谈判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对话的选址。周恩来说服了美国队前往北京参与对话。1972年，总统尼克松再一次来到北京。在整个“乒乓外交”的特殊时期里，一切—不仅仅是选址，还有行程安排，以及以乒乓球作为破冰契机，这些都是由中方决定的。我的书能够很好地提醒美国人，在那次谈判桌上，中国人正扮演着令人印象深刻的东道主角色。

（来源：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