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手指运用的转变与发展 五十年代前期，乒乓界老前辈们对直板快攻选手的握板法一致认为：如果拇指和食指的开口过大，虽然攻球有力量，利于中、远台的发力进攻，但近台快攻所需要的灵活性又受到了限制。如果拇指与食指的开口过小，甚至合拢，灵活有余但发力不足。而顶住球板后面的中指如果伸直，虽有利于正手的发力进攻但手腕及反手动作又显得不灵活。若球板后面的中指、无名指、小指完全收屈，手腕虽然灵活了，但攻球又没有力量。因此，拇指与食指既不要在球板前面大距离展开，也不要合拢或重叠，球拍背面的手指也应该不直不拢的半弯屈型为宜。我接受了这些观点和指导，从学打球到五十年代中期，一直是虔诚地遵循着这种理论进行训练与比赛。 虽然在技术仍有进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1957年和章宝娣合作获得全国混合双打冠军，1959年和李富荣等同志一起横扫了欧洲乒坛，但回来后却惨败给王传耀和容国团。因此，我在技术上感到困惑不安，尤其是两边的进攻和左右摆动击球时，要交换拇指与食指的发力，这种左右仓忙中交换运用拇制及食指的发力，常使板型控制不稳，导致失误。我为此感到很苦恼，因为根据当时的指法理论，正手攻球拇指要发力压球拍，反手进攻球食指要发力压球板。同时又发现，一度正手进攻好了，反手又差了；一度反手进攻好了，正手攻球却又差了。这种不定的现象，除了令我心情焦虑外，又觉得老前辈们在指法上的理论观点不能解决我当前出现的矛盾。我既不敢公开突破前辈们在指法上的理论观点，又不安于现状，不甘心于名人在学术上划出的雷池。于是，我采取了悄悄地自我变革的探索。当时，在世界乒坛上，除了日本等国以外，欧洲基本上是运用转与不转防守型的削球，配合反攻，雄居一方。面对这种现实，我感到有必要突出正手的进攻。我悄悄地决定正手进攻用拇指压住球拍，反手进攻也是用姆指来压住球拍。这样，初步解决了两边摆动击球时，因手指交换发力而带来的球板不稳定。经过了几个月的训练，我分别在北京、天津举行的国家队内部公开赛和邀请各省、市优秀运动负共向参加的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这就更加鼓励了我勇于突破和探索，在独创的道路上开始了踽踽独行，直到二十六届世界比赛。我先顺利地过了欧洲关，紧接着又以全新的技术、对日本队以全胜的成绩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了男子团体的世界冠军。然而，在单打比赛中，我遇到了日本的木村兴治。他是中、日决赛时两战两胜、保持不败的选手。我和他开赛后，先失一局，第二局又以0比7落后，这个劣险形势，对我来讲如同坠入深渊，面临绝境。我毅然抛弃了自己的反手攻球，孤注一掷，全部依靠步法和正手攻球奋命拼搏，终于以3比1反败为胜。这场球我是从薄冰上爬过来的，从心情上来讲，我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虽险而胜了；喜的是，没让木村全胜了中国运动员。当我心情平静后，一思虑不禁心头发源，比赛的现实清楚地告诉我，在强手面前，我的反手攻球还是不行。它不是创业，甚至是败家。尽管我拿了二十六届世乒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但我觉得成绩和荣誉超过了自己的实力，反手攻球又成了我心目中一个底虚、可怕的阴影，心里很不踏实。实践证明，这个阴影不是幻觉和虚设。1961年9月，在太原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我是尽了全力、然而反名列第五。翌年4月，在南昌的全国锦标赛中，我又名列第五。1962年10月，中国乒乓队第一次访问日本，我又败给了木村兴治和高桥浩。我在沉闷之中有两个感觉： （一）我的反手攻球只能说是一块铁，而不是一块钢；只能承受一般性的压力，而经不住强大力量的高压。我感到在强手的面前，反手攻球打不出力量，显示不出威力，相应地也不能较好地为正手攻球创造进攻的机会，强手都是通过突破我的反手而击败我。 （二）从形势上看，当我取得世界冠军之后，很自然地成为人们研究和攻击的目标。失败的现实告诉我，不继续锤炼、提高、创新是难以站住脚的。没有变革、探索，任何新的东西不能深知：“不能新变、难以代雄”，左右摆动的击球中球板的稳定性解决了，当前，我迫切需要的是反手攻球能打出最大的弹击力，使攻球的速度和突然性加大，除了增强反手攻球自身的威力外，还需要为正手攻球创造更多的杀伤力的机会。我对反手攻球时的指法又有了怀疑，对用拇指压球板和食指压球板又进行了尝试和比较。这时我发现，用食指来压球板，从其灵活性及发力来说，比拇指压球板好得多。但是，我又想到，如果再次变革指法，会不会引起技术上的混乱和成绩的下降？对我个人来讲，即使变革、探索失败，做了试验的牺牲品，也没有什么，我是国家队的主力队员，事关祖国的成绩和荣誉。为此，我感到心情沉重，有责任，有压力；可是继而又想，如如果不变革指法，我的技术出路犹如在一条死胡同里绕圈子，到了尽头，没有新出路，也不一定能够打出好成绩，为国争光。权衡利害得失之后，我下了决心，并对再次变革指法充满信心。
广州天地乒乓球俱乐部
1．手指运用的转变与发展 五十年代前期，乒乓界老前辈们对直板快攻选手的握板法一致认为：如果拇指和食指的开口过大，虽然攻球有力量，利于中、远台的发力进攻，但近台快攻所需要的灵活性又受到了限制。如果拇指与食指的开口过小，甚至合拢，灵活有余但发力不足。而顶住球板后面的中指如果伸直，虽有利于正手的发力进攻但手腕及反手动作又显得不灵活。若球板后面的中指、无名指、小指完全收屈，手腕虽然灵活了，但攻球又没有力量。因此，拇指与食指既不要在球板前面大距离展开，也不要合拢或重叠，球拍背面的手指也应该不直不拢的半弯屈型为宜。我接受了这些观点和指导，从学打球到五十年代中期，一直是虔诚地遵循着这种理论进行训练与比赛。 虽然在技术仍有进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1957年和章宝娣合作获得全国混合双打冠军，1959年和李富荣等同志一起横扫了欧洲乒坛，但回来后却惨败给王传耀和容国团。因此，我在技术上感到困惑不安，尤其是两边的进攻和左右摆动击球时，要交换拇指与食指的发力，这种左右仓忙中交换运用拇制及食指的发力，常使板型控制不稳，导致失误。我为此感到很苦恼，因为根据当时的指法理论，正手攻球拇指要发力压球拍，反手进攻球食指要发力压球板。同时又发现，一度正手进攻好了，反手又差了；一度反手进攻好了，正手攻球却又差了。这种不定的现象，除了令我心情焦虑外，又觉得老前辈们在指法上的理论观点不能解决我当前出现的矛盾。我既不敢公开突破前辈们在指法上的理论观点，又不安于现状，不甘心于名人在学术上划出的雷池。于是，我采取了悄悄地自我变革的探索。当时，在世界乒坛上，除了日本等国以外，欧洲基本上是运用转与不转防守型的削球，配合反攻，雄居一方。面对这种现实，我感到有必要突出正手的进攻。我悄悄地决定正手进攻用拇指压住球拍，反手进攻也是用姆指来压住球拍。这样，初步解决了两边摆动击球时，因手指交换发力而带来的球板不稳定。经过了几个月的训练，我分别在北京、天津举行的国家队内部公开赛和邀请各省、市优秀运动负共向参加的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这就更加鼓励了我勇于突破和探索，在独创的道路上开始了踽踽独行，直到二十六届世界比赛。我先顺利地过了欧洲关，紧接着又以全新的技术、对日本队以全胜的成绩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了男子团体的世界冠军。然而，在单打比赛中，我遇到了日本的木村兴治。他是中、日决赛时两战两胜、保持不败的选手。我和他开赛后，先失一局，第二局又以0比7落后，这个劣险形势，对我来讲如同坠入深渊，面临绝境。我毅然抛弃了自己的反手攻球，孤注一掷，全部依靠步法和正手攻球奋命拼搏，终于以3比1反败为胜。这场球我是从薄冰上爬过来的，从心情上来讲，我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虽险而胜了；喜的是，没让木村全胜了中国运动员。当我心情平静后，一思虑不禁心头发源，比赛的现实清楚地告诉我，在强手面前，我的反手攻球还是不行。它不是创业，甚至是败家。尽管我拿了二十六届世乒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但我觉得成绩和荣誉超过了自己的实力，反手攻球又成了我心目中一个底虚、可怕的阴影，心里很不踏实。实践证明，这个阴影不是幻觉和虚设。1961年9月，在太原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我是尽了全力、然而反名列第五。翌年4月，在南昌的全国锦标赛中，我又名列第五。1962年10月，中国乒乓队第一次访问日本，我又败给了木村兴治和高桥浩。我在沉闷之中有两个感觉： （一）我的反手攻球只能说是一块铁，而不是一块钢；只能承受一般性的压力，而经不住强大力量的高压。我感到在强手的面前，反手攻球打不出力量，显示不出威力，相应地也不能较好地为正手攻球创造进攻的机会，强手都是通过突破我的反手而击败我。 （二）从形势上看，当我取得世界冠军之后，很自然地成为人们研究和攻击的目标。失败的现实告诉我，不继续锤炼、提高、创新是难以站住脚的。没有变革、探索，任何新的东西不能深知：“不能新变、难以代雄”，左右摆动的击球中球板的稳定性解决了，当前，我迫切需要的是反手攻球能打出最大的弹击力，使攻球的速度和突然性加大，除了增强反手攻球自身的威力外，还需要为正手攻球创造更多的杀伤力的机会。我对反手攻球时的指法又有了怀疑，对用拇指压球板和食指压球板又进行了尝试和比较。这时我发现，用食指来压球板，从其灵活性及发力来说，比拇指压球板好得多。但是，我又想到，如果再次变革指法，会不会引起技术上的混乱和成绩的下降？对我个人来讲，即使变革、探索失败，做了试验的牺牲品，也没有什么，我是国家队的主力队员，事关祖国的成绩和荣誉。为此，我感到心情沉重，有责任，有压力；可是继而又想，如如果不变革指法，我的技术出路犹如在一条死胡同里绕圈子，到了尽头，没有新出路，也不一定能够打出好成绩，为国争光。权衡利害得失之后，我下了决心，并对再次变革指法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