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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先生谈于敏如何研究氢弹

——这是《近代物理知识》编辑部约我写的有关“氢弹研究”的访谈录，即将在该刊了3～4月的杂志刊出

何祚庥



这里回忆的仅是在原子能研究所做的各项‘先期’工作。其中既记载有某些科研工作中的心得、体会，也记载有所走过的弯路、曲折。但更重要的是比较完整地介绍了于敏院士等人在研究氢弹理论时所遵循的科学研究方法。也许这里的记载将有益于年青的后学者。

于敏同志今年已是89岁高龄，也是和我多年相交至深的，直到晚年彼此仍然不断讨论重大科学问题的“老朋友”。——谨以此文为于敏同志的90大庆‘寿’。何祚庥识



编辑部按语：

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为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先生，颁发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为祝贺于敏先生，我刊特意采访了于敏先生多年的同事兼老朋友：何祚庥院士。

何先生一听说我们希望他谈谈于敏先生当年的工作、学风，即欣然同意。何先生十分生动而具体地给我们讲述了当年他和于敏先生一起工作共同研究氢弹时的全部经历。何先生幽默风趣的表述，引得现场一阵阵笑声，对何先生的介绍不时流露出钦佩与赞许，更使我们对于敏老师深厚的理论研究功底不由得心生赞叹。

于敏院士，今年已是八十九岁高龄。2016年将是他的九十大庆。本刊以及他的老朋友谨以此文预先祝贺他的90‘大庆’。希望于敏先生再接再厉，争取在2026年，我们将再度庆祝他的百年寿辰！



2015年2月2日，何祚庥院士在中科院理论所接受了我刊的采访：

一、中国的核武器自己研发出来，还是苏联人给我们或自美国人那里“偷”来的？

苏联人认为中国的原子弹是他们给我们的。实际的情况是，他们给我们的只是原子弹的一个教学模型的框图。本来赫鲁晓夫承诺将会给我们一个样品。后来反悔。取消！但中国人根据这个教学模型的框图，自己摸索、探索，成功地掌握了原子弹爆炸的全部机理。最后独立研制成功了一颗“内爆式”，但由铀235为核燃料组成的原子弹。

至于氢弹，那完全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有一位俄罗斯科学家，在和中国学者谈及往事的时候，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一事实。至于美国，的确有不少美国人，特别是美国议员，老是怀疑是中国人‘偷’了他们的‘秘密’。然而朱镕基总理曾向这些怀疑者有一番谈话说，“你们的‘怀疑’，至少是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你们过低地低估了中国科技界创新的能力。第二，你们也过低地低估了你们的强有力的保密制度的能力。我们虽然也想‘偷’。问题是，你们的保密能力太强！我们‘偷’不着！”

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的氢弹确是中国人独立创新，自主研发的重大成果。但如果没有美国人、苏联人研发成功的范例在先，那时的中国人也是绝对不会想到我们应独立自主地研发氢弹。为什么现在要说上这一段“加注”？原因是不能对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做过高的估计！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科技界，其实还没有学会如何在科技领域进行开拓创新，特别是独立自主地开拓原始性创新。我和于敏私下曾多次交换过意见，如果没有美国人或苏联的成功范例在先，那我们也绝对不会敢于“闯”这个重大难关的。原因是，如果遭到了失败，如果浪费了大量的钱，怎么向国人交代？

但是我又很愿意向社会公众较详细介绍于敏等人如何进行这一重大科学创新活动的比较细致的经历。从我来看，这毕竟是中国人，‘第一次’从‘第一原理’出发，也就是从核物理、原子物理等物理的基本知识和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如量子力学、量子场论、平衡的和不平衡的统计物理、量子统计理论等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独立而完整地建立和开发了氢弹的理论、技术，直到建立和实现中国自己的核打击力量。

正由于这一次研究和开发，是从‘第一原理’出发的研究和开发。所以中国人不仅能研发出原子弹、氢弹，还能在核武器领域，独立而持续地发展，进一步又研发出中子弹等其它具备多种功能的核弹。而真正困难又必须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实现核武器的轻型、小型，从而便于形成一支足以应付外来核打击的，由中国人自己指挥的核打击力量。真正在这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这里所说的50年前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也许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未来！

二、为什么中国人在原子弹爆炸后两年零八个月便爆炸了氢弹？而其它国家往往在5～8年后才爆炸了第一枚氢弹？

真实的情况是，氢弹的‘预先’研究从1960年12月就决策上马干了。

1960年，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在聂荣臻副总理领导下，起草了“科研工作14条”。为贯彻“14条”，聂总指示说：“科研工作像下棋，下棋要看三步棋。我们的国防研究，是否还应部署第二步棋？根据聂总这一指示，当时主持核武器研发的二机部部长刘杰找到钱三强商量，核武器应如何部署第二步棋？钱三强当即回答说，“那当然是氢弹的预先研究”。“研发核武器的第一步棋，是原子弹。我们已部署在九院。第二步，很自然，当然是氢弹。在氢弹全面上马以前，当然就是‘氢弹的预先研究’。”

1960年9～10月，中国和苏联间的‘同盟’友好关系全面破裂、恶化！当时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周光召、吕敏和我（何祚庥）三人就未来工作的去向问题，联合向二机部领导打了个报告，“鉴于中苏关系恶化，在联合核子所继续从事中苏友好活动已没有什么意义。而由于中苏友好关系全面破裂，苏方已全面撤退技术专家。估计国内缺乏技术人员。为填补国内空缺，我们愿意回国参加任何分配给我们的有关工作”。

1960年10月，钱三强到联合核子所，代表中国参加12个成员国均派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我们当即将“回国申请报告”交给了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钱三强接到我送给他的请调报告后，大为高兴！因为刘杰部长正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了解一下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中国人员中有无愿回国工作的科研人员。钱三强接到我们给他的报告后，当即打长途电话给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建议立即调我们这些人回国参加核武器研制。

钱三强立即拔通了长途电话，而我正好留在电话机的一侧。在电话中，刘杰部长问，“那边情况如何？”钱即回答说，“这里请战的情绪很高！他们都愿意回国！”刘杰部长又问，“有哪些适合的人？”钱三强说，“一个是你认识的何祚庥，过去是地下党员，现在从事粒子理论研究。他的业务能力相当不错”。刘杰当即表示，“这完全可以！”钱又说，“另一个是吕敏，现从事粒子实验工作，也是党员。不过，吕敏的社会成份较好，他是著名语言学学者吕叔湘教授的孩子”。刘杰说“行！”。但讨论到第三位也是共产党员的周光召，能否参加核武器研究时，却由于‘老周’存在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问题”；刘杰和钱三强在电话中，均犹豫了起来！刘杰当时在电话里问道，“周光召的业务能力如何？”我说，“极好！苏方评价极高！”又问，“周的政治表现怎样？”我又说，“那也极好！反对苏修斗争十分坚决！”刘杰当即表态说，“我看可以考虑！我们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要‘重在表现’！”

为什么刘杰部长会讲上这么一段话？这就是时代思潮的影响了。正是在那一时期，‘唯成份论’的思潮十分严重！苏方就警告我们，核武器是‘国际’绝密，只能掌握在“最可靠”的人员手里。所以那一时期研发核武器的政策，是“依靠苏联专家，培养大批由工农兵出身的年青大学生，来掌握这一‘绝密’技术！”至于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只能做一些‘外围’工作，如在杜布诺联合核子所参加粒子物理研究，促进中苏友好活动，……等工作。正是由于刘杰和钱三强这一番电话，我们三人也就陆续奉调回国，分别参加到不同核武器工作领域里工作。

60年年底的12月，我奉调回到原子能研究所。当即奉命参加二机部召开的酝酿下一步工作的大型研讨会。我参与讨论的组别，是讨论氢弹要不要做预先研究。如要做预先研究，应首先‘抓’那些问题。会后，钱三强正式部署在原子能所进行“氢弹的预先研究”项目。这一项目由何泽慧总负责，称为“乙项任务”。（注：原子弹的研究被称为是“甲项任务”。）下设二个组：一是氢弹的理论组，由黄祖洽任组长，主攻中子和辐射的输运理论；另一是轻核反应实验组，由何泽慧直接兼任组长，主要负责收集、整理和评估已有的轻核反应截面的实验数据是否可靠，探索和研究有那些必须测量的轻核反应实验数据，中国有无需要补充测量新的核截面，也就是后来的核数据组的前身。我因知识面比较开阔，要同时参加两个组，担任两个组的秘书，便于促进两个组之间的联络、勾通和协作。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补充记载聂总、刘杰、钱三强等人做出氢弹的预先研究这一重大决定的历史？第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经验！在重大科技问题的研发上，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研究和开发的力量！市场换不到真正尖端的技术！引进了也只能永远依附别人。第二，中国人的确是勤劳勇敢，而且“中国人的头脑并不笨”。（注：这是钱学森在导弹决策会上讲过的一句话。）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过高估计自己的智力！现在流行的宣传说，中国人“仅在两年零八个月时间内，独立自主的研发出氢弹”，而这样的宣传并不符合客观事实，而且背离科学认识论的规律。

中国人的头脑的确并不笨。但也决不会特别聪明。认识总是沿‘之’字，曲折前进的。

三、于敏是怎样被请到参加氢弹理论研究的？

虽然中国人在1960年12月就已经决策要搞“氢弹理论和实验的预先研究。”但中国人之所以能在原子弹爆炸后2年零8个月，亦即在1967年6月17日爆炸第一颗氢弹；一个重要原因是：‘及早’将于敏这样‘大师’级的，但当时仍属年青但十分优秀的研究人员，‘请’来参加预先研究的工作。

于敏是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张宗燧先生为于敏写了封强烈的推荐信。毕业后即在吴有训任所长，实际是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里任助理研究员。在年青人中，于敏一直以业务能力特强而著名。而因此，在那一时期，于敏便成为‘专而不红’的一面‘旗帜’。

1958年8月1日，于敏从原子能所一部调到二部，加强原子核物理的理论研究，以便和原子核物理的实验工作相协调。在1960年原子能所二部的‘红专大辩论’和‘拔白旗’的运动中，于敏成为白专道路的一面旗帜而被‘打倒’！，（注：准确地讲，于敏只不过不够‘红’，但那时认为，‘粉红式’是白专道路的变种！张宗烨院士插话说，是粉红色，更危险。）何泽慧是深知于敏的科学能力的。在于敏‘被’打倒后，何先生说，那还是请于敏来帮我做裂变理论吧！钱三强和何泽慧都是“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发现者。原子能研究所当然会将核裂变现象作为重点继续研究。由于氢弹理论研究，是一个急待开拓的新工作。黄祖洽和我都深感“兹事体大”，“责任重大”。黄和我当然都深知于的才能，我和黄祖洽商量，是不是请于敏也来参加工作。黄祖洽欣然同意。于是黄和我便去找钱三强，建议将于敏调过来，从事氢弹的预先研究。钱三强当然立即同意。但由于于敏当时因走“白专道路”而受到“群众”的批判，钱三强便问我们，“这怎么办？”我向钱说，“这种批判，毫无道理！纯系‘为批判而批判’！他们批评于敏只抓‘清炖头尾’，而让群众去做什么‘红烧中段’。但是，批判者自己又没有‘本